第一代“50后”、“60后”农民工大都快到“退休”年龄，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率很低。“谁来给他们养老”这一问题变得十分沉重……

    农民工周国庆：体力好坏决定着“退休”时间

    “趁现在多挣两年钱，手里有钱比买保险稳当得多。房子都给两个儿子置办齐了，干不动了，一个儿子家住半年，他们会养我。”这是周国庆的想法。

    不久前，记者在西安北郊未央路一处建筑工地见到周国庆时，他浑身上下被汗水浸湿，头顶冒着豆大的汗珠，正蹲在工棚阴凉处一边抽烟一边“歇口气”。

    旁边传来工头的催促声：“老周，在干啥呢，才干了1个多小时，就不行了，拖了工期，你我都要扣钱。”说着，工头推着水泥车走向电梯，准备下楼装满后再拉上来。“岁月不饶人呀，不服老不行！以前，这种水泥车，在工地上拉10来趟，根本不成问题的。”周国庆告诉记者。

    2013年52岁的周国庆，河南周口人。光头、说话中气足、步伐稳健、做事麻利。1993年，周国庆和同村的兄弟伙一起背上行囊，坐上南下的火车，奔赴广东打工，刚开始从建筑工地上的泥水工做起，月薪280元。1998年，他只身离开广东，来到西安，依旧在建筑工地打拼，月薪涨到800元。这些年，周国庆一直干着泥水工的工作，手艺越来越好，用他自己的话说“手上的活多得做不完”，他的月薪也跟着水涨船高，并在2011年前后迎来了“大爆发”。据他透露，2011年以前，基本上一天的工钱不到60元，2011年以后，开始涨到80元/天、100元/天、150元/天……现如今已经是200元/天了。“这还是没算加班费的。”

    对于自己的收入，周国庆显得非常满意。不过，因为长期在工地劳动，他的膝盖和脚踝严重变形，一旦变天，就疼得走不了路。记者问他“苦不苦”？周国庆直言，我不苦啊，还有一身的力气，干得动。我身边像我这种50多岁还在工地上做泥水匠的，多得很，60岁的都有。

    当记者问老周，如果突然得了大病，钱不够用，又没买保险，怎么办时。他说：“我觉得趁现在还可以干，多挣两年钱，比买保险稳当得多！”周国庆回答道，同时还补充说，这边做完，下个月就去另外一个工地，是个别墅，听工头说光是泥水活，提成就有1万多元，能挣钱，我买啥子保险？再说还有两个儿子可以依靠。

    对于很多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打工就是个体力活，要抡得起大锤，扛得起钢筋，挑得起重担，更要熬得起时间。今后就算是回村养老，只要口袋里有点钱，起码能好一点。

    周国庆，正是老一代农民工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们的养老正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参加养老农民工仅为4543万人

    记者前前后后采访了数十位老一代农民工，他们与周国庆有着相似的特点：年过半百，有的即将到60岁的“退休”年龄，有的已过“退休”年龄，但依旧在为生活打拼，对于他们而言，55元/月的新农保，在农村想要维持生活很难，绝大部分还得靠子女赡养，或者攒够钱供今后用。

    国家统计局已连续3年发布了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2011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已由2009年的4.2%，飙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涨了近3倍。2012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543万人。

    调查发现，农民工群体普遍存在着缺乏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累计缴费15年门槛难以逾越、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费等等情况。很多农民工甚至连“新农保”、“社保续接”等政策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

    西安南郊一律师事务所的张文涛律师表示，农民工群体实际上应该是最需要养老保险以及其他保险的群体，但他们流动性高，也因此造成农民工群体参保率低。他认为，首先，国家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建立了一些规则，但是执行的比例不高；其次，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养老制度平台和网络。“50后”、“60后”农民工老了，并渐渐失去劳动能力，养老保险以及各项保险，都能对他们的权益提供最大的保障。但目前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工伤等权益方面相比城镇职工而言，还尚待完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生病时一般能撑则撑，撑不过去再到药店买药吃，被调查的民工中有三分之二的不上正规医院看病。农民工大都上有老，下有小，小的要读书，老的要养老。他们把钱袋子攥得紧紧的，不敢去正规医院看病，因为他们知道看一场大病动辄上万元，可能掏空家蓄，甚至债台高筑。近些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多次组织专项工作组深入调研农民工主要输出地，了解农民工群体在当地保险、权益等落实情况，还成立了专门的农民工维权组织，但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学者观点：亟待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

    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老年农民工生活相对闭塞，获取信息渠道单一，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很差。受历史条件所限，他们工资收入很低，基本上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再加上用工体系的不规范，很容易让他们形成“放弃养老保险”的念头。那些走出农村在城里打拼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他们的养老尚无法由国家托底。“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依然是基本出路。

    但是，有学者指出，养儿防老是一种典型的私力救济，它主要靠道德伦理维系，却又受制于子女的健康、收入等诸多因素，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国家必须从“养儿防老”、私力救济的传统社会，转型到“靠政府防老”的现代公民社会。

    当一名农民工辛劳一生，能否获得体面的晚年生活，却得寄望于子女是否孝顺，是社会的一种无奈。

    其实，农民工养老不仅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更是一个体系性的课题，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综合性改革。比如，如何提高农民工的“五金”的落实，如何让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保障，如何提高农民工的能力，如何建立更为完善、标准更高的保障体系等等。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户籍改革，打破身份限制，给农民工更多的福利空间，才能全方位、多层次突破现有的养老困局。因此，目前更应该规范用工体系，加强保险合同签订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分层次、分类别地去实现“一卡通”，让农民工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这样，农民工们为城市发展增光添彩的同时，也切实享受到应该有的保险待遇，进而尽快实现“共享社会均等服务，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