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里士多德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到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海格尔阐释生态学，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相济，“诗意般栖居”业已成为全球文明发展的一种共识。

　　虽说城市是经济社会的载体，但是，它的内涵却不止是由“经济”两字所能囊括的。美国《读者文摘》曾推出“全球十大最适宜居住城市”的排行榜，中国无一其间。名列三甲的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挪威首都奥斯陆和德国的慕尼黑。倘论经济实力或区域规模，它们逊于中国诸多城市，但是，其“宜居”则彰显了城市的价值。在我国，“宜居城市”这个词语姗姗来迟。2005年，国务院在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才首次出现了“宜居城市”的概念，从而“宜居”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某些机构也常有内陆城市“宜居”的排名，人气颇旺、趋之若鹜的“北上广”无缘。

　　那么，作为城市价值的第一元素，“宜居”应该具有哪些标识呢？窃以为——

　　首列的当然是环境。试想，受到沙漠化侵蚀，长年笼罩在阴霾之中，饮用水浑浊不清，噪声充耳夜间也不得安宁，居住在这般城市，人们的心绪会愉悦、生活会舒坦么？其理浅显，不赘也罢，还是说一个显例：日前，由亚洲开发银行、清华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而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则占据了7个名额。光是空气质量尚且如此，我国城市距离“宜居”不以里计呃！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说过：“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乃是“宜居”的要义。检视我国的城市建设足迹，多有反思之处。上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推出，为配合之，我国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相似的城市，格局严整，生活区、工业区、商业区、功能区井然分明，城市看似气派十足，但是，上班、购物、生活分别在不同区域，交通成本高，并不宜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变化可谓“旧貌换新颜”，一些大中城市的规划似偏重于“宏大叙事”的格局，或在10年内打造金融新城，结果一度出现CBD泡沫；或复制拉斯维加斯的城市景观，“亮化”工程不计成本；或建巨大的行政中心，门前再设一片大广场；甚或动辄给建筑冠上“中国第一”、“亚洲第一”，而博物馆、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却连年失修。2009年12月，杭州叫停了“建中国迪拜”的设想，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宜居”理念的一种理性回归。

　　这一理性回归，愿景喜人。近期《南方周末》以《省委书记“开炮”，痛斥昆明拆建》为题，陈述了这座“春城”城市街区和建筑风格缺乏个性特色、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满目“水泥森林”等弊端。其实，这类情形并非昆明所独有。秦光荣书记入滇14年来，首次对昆明提出系统性批评，这在全国实属罕见。建设“宜居”城市，决策层和管理者的见识和胆略起着主导作用。毋庸置疑，现代文明的国度离不开城市规划和建设，但这种规划和建设不能割裂历史，泯灭文化，相反，它应把现代化融入到历史中，更昭彰其文化魅力。法国城市问题专家、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艾尔*卡蓝默访问广州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一些城市对欧洲人来说是非常乏味的，（它）显示的是技术的能量，但却是没有灵魂，非人居住的外形，让我不喜欢。”皮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城市“没有灵魂”，并非言过其实，更非“辱华”，他一语中的地揭示了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存在的沉疴，这一沉疴导致我国城市与世界宜居城市存有一定的落差，而这绝非是“绿化”两字所能涵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