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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人为什么能过上全球“最幸福”生活
时间:2013-09-11 11:24:36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张子森 

  1846年,安徒生发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国文学界评价此童话“反映了丹麦深刻的社会矛盾”。这则童话发表100多年后,那个因为诞生了安徒生而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被评选为世界上“最幸福国家”。笔者试着从几位在北欧诸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的视角,来揭开这些“幸福国家”背后的秘密。

  秩序:排队做手术的首相    

  两个月后,终于轮到首相做手术,但出访秘鲁的时间已经错过了。只要回到中国,移民瑞典哥德堡20多年的赵福卿总会面对亲朋好友的追问:你们到底幸福到什么程度?这时,赵福卿总会讲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一位瑞典医生为了让一个抑郁症患者多晒太阳,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出国度假两周,费用政府报销。于是,亲朋好友再问:出国度假,那不是特权阶层,或是富人才享有的权利吗?赵福卿不理解什么叫“特权阶层”。因为在瑞典、丹麦这些北欧国家公民的观念里,“特权”这个词是不存在的。赵福卿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当年瑞典首相去秘鲁出访之前,突然发现自己腿不舒服,检查后发现要做手术。首相向医院申请做手术。但瑞典法律规定,一个医生每天只能看6个病人,于是首相的手术时间被推迟了下来。两个月后,终于轮到首相做手术,但出访秘鲁的时间已经错过了。

  赵福卿至今感叹,一个首相都不能享有提前做手术的特权,这个国家的秩序,会是何等严谨。赵福卿在乘坐电车时,曾多次碰到过哥德堡市长,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坐在车厢里。对市政府决策有意见的乘客,可以直接过去叫着他的名字给他提意见,而市长在这种时候,是要谦虚认真地听取意见,“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服务好人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先生在《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写道,“(瑞典)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

  专门从事北欧社会政策研究的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葛忠明,曾多次去瑞典考察,他见到过首相和国王,但“他们都没有浩荡车队,没有。”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丹麦没有腐败根源于法治社会。”

  在葛忠明教授看来,法治社会不是简单的有很多立法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对法律的态度:是可以操作的,还是只能信仰和遵守的?”

  “腐败绝不单单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权力问题。”葛忠明教授说,权大于法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当权力和资本勾结的时候,法律往往是很软弱的。”

  而丹麦和瑞典皇室的特权,张倩认为还不如一个普通居民家,“普通居民家可以弄个围栏,不打招呼不能进,但皇室连个护栏都没有。”丹麦皇宫是四栋灰褐色哥特式建筑,外观朴素,民众与车辆可自由穿梭在四栋小楼之间。“丹麦皇室没有隐私,小王子寝宫下面甚至是展览室。”张倩没事会上网查阅丹麦皇室主要成员的预算,包括女王及其夫、王子、王妃,明细一清二楚。“丹麦皇室肩负吸引游客的任务,这是国家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在丹麦兼职做导游的张倩说。

  税收:央行行长一半收入拿来缴税

  “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不奢望自己能取得大成就,不用担心会穷困潦倒;没有什么能让人兴奋,也没有什么会令人愁苦。”张倩总结这些年自己混在北欧的状态。这两年,尽管遭遇全球性经济危机,但北欧四国并没有改变“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特点,仍是很多人的移民首选。上世纪70年代末,广西人卢志刚转道越南来到瑞典,在哥德堡呆了30多年。今年12月初,他回国探亲旅游,行程包括上海、广东、北京、广西等。他现在是一个闲人,过去30年连续不断交税,他已经可以让政府养着过晚年了。无论是瑞典的卢志刚还是丹麦的张倩,都认为高福利的社会,来自于高税收。“税收像调节器,把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通过财富二次分配做到最大可能的平衡。”卢志刚说。

  在哥德堡,北京人赵福卿所开饭店的税率是20%;工人按照台阶式交税,年收入100万,得交80万左右的税;丹麦工薪阶层的最低税率为38%,张倩如果收入2万克朗,拿到手的只有一万三左右;而一条标价500块钱的牛仔裤,政府要从中抽走100块……杨启先总结过这种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劳动多、贡献大的多得。但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

  张倩拿一组数据论证,芬兰银行(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央行行长月收入大约在15000欧元,需缴所得税50%;部门负责人的月收入约7000欧元,刚毕业进入银行从事研究工作的职员月收入2500欧元,银行内的清洁工、保安人员的月收入大致2000欧元。比较起来,税前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7倍多,但税后只有3倍左右。在北欧四国,通过税收这种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使各国形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者占到总人口的80%-85%。

   “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税前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赵福卿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很小。而《2002人类发展指数》中,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北欧诸国均排在前列,如挪威0.258,瑞典0.250,芬兰0.256。在葛忠明教授看来,幸福指数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与社会政策安排直接相关。”
 
   “通过社会政策,北欧国家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调整,整个社会的分化表现在经济、权力方面的分化不那么严重,这使得社会系统结构呈现高度扁平化特征。”葛忠明说。而这种调节的结果是,群体内部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每个人在国家那里得到了相同的政策待遇,因此呈现出高度和睦的特征。
 
   “正是群际和群内关系的和谐,使得北欧国家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高过其他地方。”葛教授分析。不过,“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在北欧四国,对于那些收入很高的资本家、商人、影视体育明星来说,税率最高可达80%,除了地下的逃税方式,对他们来说,移居国外是一种惯常的逃税方式。比如知名三级跳运动员奥尔森为了逃避纳税,将居住地点改在了蒙地卡罗。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网球明星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干脆到英国定居。高福利的政策,也让很多人钻空子。北欧那些愿意生育的家庭,一般会有两到三个孩子,因为光政府给孩子的补贴,已经足够一家五口人生活。 “在丹麦,中东移民比较多,他们会生很多孩子。”张倩拿中东移民和勤劳的中国人做比较,这些中东移民完全靠孩子生活,根本不用工作。

  工作:千万别对服务员呼来喝去

  当木匠?来到这里的中国游客会感叹,这些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欧居然会有人感兴趣,并且当成事业来做。因为享有高福利,工作对于北欧人来讲,更多是出于兴趣,而非谋生手段。在哥德堡住了20年的北京人赵福卿当年劳务输出后留在瑞典,他对当地人对工作的态度非常欣赏。

   “上完中学后,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在这些职业中,有人选择高端的,但更多的选择当木匠、当厨子,甚至打扫卫生……

  当木匠?来到这里的中国游客会感叹,这些在国内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欧居然会有人感兴趣,并且当成事业来做。 “北欧劳动力成本特别贵,所以几乎所有饭店都是自助餐。”作为一个餐馆老板,赵福卿手下也没有几个服务员,瑞典人会很自觉地自助。 “你不能指望餐馆服务员给你倒水,也不能指望宾馆服务员上门给你调整网线。”在丹麦,如果游客不知道在宾馆如何上网,“要么你自己琢磨明白了,要么要看工作人员是否有兴趣给你调整。”这也是为什么张倩回到北京对首都机场细致入微的服务感叹“国内服务业水平太高”的原因。

  但同行的一位丹麦男士不习惯,“为什么漂亮的中国姑娘一定要帮我把行李提到车上?”要知道,在北欧,男人不能帮助女性提东西,这会被视为“性别歧视”。习惯了国内“优质服务”的张倩,在丹麦生活时也有自己的苦恼。冰箱坏了,打电话叫人来修,修理时间从工人上车出门开始计算,到家后检查出毛病,开车去买零件,再换上。如此折腾下来,七八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按照丹麦最低工资标准,修理费800克朗,不二价,相当于900多元人民币啊。“如果在国内,你可以大吼:这是什么效率啊?我要投诉!”但张倩不敢发火,因为人人平等,工作没有高低之分。

  赵福卿最开始也以为自己开饭店会被人瞧不起,后来融入这个社会才知道,“当首相有时会被人忽视,打扫卫生则会被人尊敬。”

  “大家都在工作,都在交税,所以在北欧,工作根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赵福卿说,国内很多游客来北欧旅游,习惯性对餐馆服务员呼来喝去,这样做将不会得到服务员的任何服务和好感。 “你不能投诉,因为你看低别人在先。”今年9月,笔者曾有机会出访北欧四国,导游佟明化经常在车上嘱咐出访团员,每天下车前顺手把垃圾带走,这是对大巴司机劳动的一种尊重,千万别把他只看成个开车的。

  这名大巴司机是56岁的瑞典人克瑞斯,每天笑呵呵的,温文尔雅得像个教授,早餐时从容地喝咖啡看报纸,在车上放交响乐,和中国游客聊“贾宝玉”、“淘宝网”。“开车是克瑞斯的兴趣,这份工作要带来的是快乐,如果游客让他不爽,他只能忽视,不能因为游客而影响自己的快乐指数。”佟明化说。

  几乎每个人都是凭兴趣在工作,佟明化是球迷,他借机数落中国足球:“你看,北欧小孩把踢球当成兴趣,兴趣足够浓厚的时候就成了职业球员,所以瑞典能够培养出伊布拉希莫维奇。”

  那一天,旅行团正好走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1992年丹麦队递补进入欧洲杯决赛圈,但他们居然在哥德堡的乌列维球场夺得冠军,这被称作足球圈的“丹麦童话”。佟明化恨铁不成钢:“中国队拿过亚洲杯冠军吗?”车厢里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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