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安徒生发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国文学界评价此童话“反映了丹麦深刻的社会矛盾”。这则童话发表100多年后，那个因为诞生了安徒生而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被评选为世界上“最幸福国家”。笔者试着从几位在北欧诸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的视角，来揭开这些“幸福国家”背后的秘密。

　　秩序：排队做手术的首相    

　　两个月后，终于轮到首相做手术，但出访秘鲁的时间已经错过了。只要回到中国，移民瑞典哥德堡20多年的赵福卿总会面对亲朋好友的追问：你们到底幸福到什么程度？这时，赵福卿总会讲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一位瑞典医生为了让一个抑郁症患者多晒太阳，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出国度假两周，费用政府报销。于是，亲朋好友再问：出国度假，那不是特权阶层，或是富人才享有的权利吗？赵福卿不理解什么叫“特权阶层”。因为在瑞典、丹麦这些北欧国家公民的观念里，“特权”这个词是不存在的。赵福卿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当年瑞典首相去秘鲁出访之前，突然发现自己腿不舒服，检查后发现要做手术。首相向医院申请做手术。但瑞典法律规定，一个医生每天只能看6个病人，于是首相的手术时间被推迟了下来。两个月后，终于轮到首相做手术，但出访秘鲁的时间已经错过了。

　　赵福卿至今感叹，一个首相都不能享有提前做手术的特权，这个国家的秩序，会是何等严谨。赵福卿在乘坐电车时，曾多次碰到过哥德堡市长，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坐在车厢里。对市政府决策有意见的乘客，可以直接过去叫着他的名字给他提意见，而市长在这种时候，是要谦虚认真地听取意见，“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服务好人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先生在《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写道，“（瑞典）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

　　专门从事北欧社会政策研究的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葛忠明，曾多次去瑞典考察，他见到过首相和国王，但“他们都没有浩荡车队，没有。”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丹麦没有腐败根源于法治社会。”

　　在葛忠明教授看来，法治社会不是简单的有很多立法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对法律的态度：是可以操作的，还是只能信仰和遵守的？”

　　“腐败绝不单单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权力问题。”葛忠明教授说，权大于法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当权力和资本勾结的时候，法律往往是很软弱的。”

　　而丹麦和瑞典皇室的特权，张倩认为还不如一个普通居民家，“普通居民家可以弄个围栏，不打招呼不能进，但皇室连个护栏都没有。”丹麦皇宫是四栋灰褐色哥特式建筑，外观朴素，民众与车辆可自由穿梭在四栋小楼之间。“丹麦皇室没有隐私，小王子寝宫下面甚至是展览室。”张倩没事会上网查阅丹麦皇室主要成员的预算，包括女王及其夫、王子、王妃，明细一清二楚。“丹麦皇室肩负吸引游客的任务，这是国家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在丹麦兼职做导游的张倩说。

　　税收：央行行长一半收入拿来缴税

　　“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不奢望自己能取得大成就，不用担心会穷困潦倒；没有什么能让人兴奋，也没有什么会令人愁苦。”张倩总结这些年自己混在北欧的状态。这两年，尽管遭遇全球性经济危机，但北欧四国并没有改变“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特点，仍是很多人的移民首选。上世纪70年代末，广西人卢志刚转道越南来到瑞典，在哥德堡呆了30多年。今年12月初，他回国探亲旅游，行程包括上海、广东、北京、广西等。他现在是一个闲人，过去30年连续不断交税，他已经可以让政府养着过晚年了。无论是瑞典的卢志刚还是丹麦的张倩，都认为高福利的社会，来自于高税收。“税收像调节器，把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通过财富二次分配做到最大可能的平衡。”卢志刚说。

　　在哥德堡，北京人赵福卿所开饭店的税率是20%；工人按照台阶式交税，年收入100万，得交80万左右的税；丹麦工薪阶层的最低税率为38%，张倩如果收入2万克朗，拿到手的只有一万三左右；而一条标价500块钱的牛仔裤，政府要从中抽走100块……杨启先总结过这种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劳动多、贡献大的多得。但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

　　张倩拿一组数据论证，芬兰银行（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央行行长月收入大约在15000欧元，需缴所得税50%；部门负责人的月收入约7000欧元，刚毕业进入银行从事研究工作的职员月收入2500欧元，银行内的清洁工、保安人员的月收入大致2000欧元。比较起来，税前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7倍多，但税后只有3倍左右。在北欧四国，通过税收这种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使各国形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者占到总人口的80%-85%。

 　　“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税前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赵福卿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很小。而《2002人类发展指数》中，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北欧诸国均排在前列，如挪威0.258，瑞典0.250，芬兰0.256。在葛忠明教授看来，幸福指数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与社会政策安排直接相关。”
 
　　 “通过社会政策，北欧国家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调整，整个社会的分化表现在经济、权力方面的分化不那么严重，这使得社会系统结构呈现高度扁平化特征。”葛忠明说。而这种调节的结果是，群体内部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每个人在国家那里得到了相同的政策待遇，因此呈现出高度和睦的特征。
 
 　　“正是群际和群内关系的和谐，使得北欧国家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高过其他地方。”葛教授分析。不过，“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在北欧四国，对于那些收入很高的资本家、商人、影视体育明星来说，税率最高可达80%，除了地下的逃税方式，对他们来说，移居国外是一种惯常的逃税方式。比如知名三级跳运动员奥尔森为了逃避纳税，将居住地点改在了蒙地卡罗。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网球明星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干脆到英国定居。高福利的政策，也让很多人钻空子。北欧那些愿意生育的家庭，一般会有两到三个孩子，因为光政府给孩子的补贴，已经足够一家五口人生活。 “在丹麦，中东移民比较多，他们会生很多孩子。”张倩拿中东移民和勤劳的中国人做比较，这些中东移民完全靠孩子生活，根本不用工作。

　　工作：千万别对服务员呼来喝去

　　当木匠？来到这里的中国游客会感叹，这些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欧居然会有人感兴趣，并且当成事业来做。因为享有高福利，工作对于北欧人来讲，更多是出于兴趣，而非谋生手段。在哥德堡住了20年的北京人赵福卿当年劳务输出后留在瑞典，他对当地人对工作的态度非常欣赏。

 　　“上完中学后，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在这些职业中，有人选择高端的，但更多的选择当木匠、当厨子，甚至打扫卫生……

　　当木匠？来到这里的中国游客会感叹，这些在国内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欧居然会有人感兴趣，并且当成事业来做。 “北欧劳动力成本特别贵，所以几乎所有饭店都是自助餐。”作为一个餐馆老板，赵福卿手下也没有几个服务员，瑞典人会很自觉地自助。 “你不能指望餐馆服务员给你倒水，也不能指望宾馆服务员上门给你调整网线。”在丹麦，如果游客不知道在宾馆如何上网，“要么你自己琢磨明白了，要么要看工作人员是否有兴趣给你调整。”这也是为什么张倩回到北京对首都机场细致入微的服务感叹“国内服务业水平太高”的原因。

　　但同行的一位丹麦男士不习惯，“为什么漂亮的中国姑娘一定要帮我把行李提到车上？”要知道，在北欧，男人不能帮助女性提东西，这会被视为“性别歧视”。习惯了国内“优质服务”的张倩，在丹麦生活时也有自己的苦恼。冰箱坏了，打电话叫人来修，修理时间从工人上车出门开始计算，到家后检查出毛病，开车去买零件，再换上。如此折腾下来，七八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按照丹麦最低工资标准，修理费800克朗，不二价，相当于900多元人民币啊。“如果在国内，你可以大吼：这是什么效率啊？我要投诉！”但张倩不敢发火，因为人人平等，工作没有高低之分。

　　赵福卿最开始也以为自己开饭店会被人瞧不起，后来融入这个社会才知道，“当首相有时会被人忽视，打扫卫生则会被人尊敬。”

　　“大家都在工作，都在交税，所以在北欧，工作根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赵福卿说，国内很多游客来北欧旅游，习惯性对餐馆服务员呼来喝去，这样做将不会得到服务员的任何服务和好感。 “你不能投诉，因为你看低别人在先。”今年9月，笔者曾有机会出访北欧四国，导游佟明化经常在车上嘱咐出访团员，每天下车前顺手把垃圾带走，这是对大巴司机劳动的一种尊重，千万别把他只看成个开车的。

　　这名大巴司机是56岁的瑞典人克瑞斯，每天笑呵呵的，温文尔雅得像个教授，早餐时从容地喝咖啡看报纸，在车上放交响乐，和中国游客聊“贾宝玉”、“淘宝网”。“开车是克瑞斯的兴趣，这份工作要带来的是快乐，如果游客让他不爽，他只能忽视，不能因为游客而影响自己的快乐指数。”佟明化说。

　　几乎每个人都是凭兴趣在工作，佟明化是球迷，他借机数落中国足球：“你看，北欧小孩把踢球当成兴趣，兴趣足够浓厚的时候就成了职业球员，所以瑞典能够培养出伊布拉希莫维奇。”

　　那一天，旅行团正好走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1992年丹麦队递补进入欧洲杯决赛圈，但他们居然在哥德堡的乌列维球场夺得冠军，这被称作足球圈的“丹麦童话”。佟明化恨铁不成钢：“中国队拿过亚洲杯冠军吗？”车厢里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