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部门目前已形成关于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的框架建议，在完善改革土地制度过程中，与补偿相关的征地制度改革是最大难题。未来，在原有制度模式上，通过总结当前一些试点城市的经验，“农地”有望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进行市场化流通，权益进行市场化分配。（9月4日《经济参考报》）

　　这是农村用地的一个极大改革，而且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

　　农村土地流转实质上是使用权的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也就是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这种转让，就是土地的性质和承包人不变，但用途不限于农耕。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的“包产到户”政策，让土地和人头挂钩。在当时的确实是刺激了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土地不流转导致了土地使用效率很低——农民想干不想干，土地所有权都挂在其名下，极大地限制了农业效率的释放。

　　土地流转受阻究竟桎梏了多少劳动力呢？以农户的平均收入接近城市居民平均收入为测算基准，或者以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来测算，估计在30年或更短时间后，中国只需约三千万到五千万专业农户。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现在的农民不下8亿。即使有很多农民已经进入了城市，真正现在留在农村的农民也不下2.5亿。这意味着，未来还有一亿多兼业农户要放弃农业，进入城市，将土地流转到留守农村的专业农户手里。也就意味着，如果更早时候推动土地流转的全面进行，目前的第一产业人口将仅为当前的1/4不到。这么大数字的农民移到城市，将是未来城镇化的一个创举，能引起全世界惊讶。

　　问题是，眼前他们依然还在农村，这对于挣扎在人口红利边缘的中国经济来说，无异于一个巨大的劳动力浪费。

　　也正是基于这种前景，土地流转成为了新一轮政策关注的重点，随着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以及政府在盘活存量方面的政策方向，新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很可能就要以土地流转作为新一轮的改革重点。

　　这个呼声已经越来越高。如果土地流转大面积铺开，那么农村产权很有可能一跃变身为活跃的资产，必将会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并且同时给城镇化注入新能量。简单来说，新的政策底线在于农村土地不得进入商业地产领域。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农村土地却可以进行非住宅建设，比如对国有土地上的工业用地进行置换替代——工业用地使用农村土地，而原本的工业用地因为是企业的固定资产则可以进行房地产投资。其实也是变相增加了商品房的土地供应。这对于目前纠结于土地稀缺属性的地产业来说，也将是一个直接的利好。

　　土地流转带给中国经济的正面意义是非常惊人的。一方面，现有存量土地的使用效率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当下，很多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大量土地被闲置，如果这些闲置的土地能够流转起来，无疑将大幅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对于现有的农业效率推进也将有直接利好，现在农业劳动想要进一步在技术含量、科技含量等方面寻求突破，前提就需要有大量土地的集中使用。

　　当然，有人提到背后的顾虑更多。农村土地流转的顾虑体现在：工业用地和农村土地的置换未来必然成为主流趋势。那么在这种模式之下，会不会土地流转反而成为危及18亿亩耕地红线的“祸水”呢？

　　其实，土地流转和18亿亩红线本身就不是一回事。从政策上看，占用基本农田必须经过国土资源部批准才行，所以所谓的18亿亩红线根本不会出现冲突。

　　推行土地流转的背后必然是现有的第一产业人口受益，在加大未来长期农业人口收入和农村发展的前提下，18亿亩的红线不仅不会受到土地流转威胁，反而可能会在这种第一产业效率激增的大潮下呈现另一种欣欣向荣的面貌。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

　　农村土地流转虽然还停留在传闻层面上，但这样的改革方向已经非常明确！盘活存量、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人口红利以及再度曲线的对地产结构形成缓解，可以看到新政府在改革上的不遗余力，以及新的政策的高度连贯性。值得想象的是，如果新一轮土地流转加速真的能够如预期般展开，盘活的存量资源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