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经济极易蜕变为庞氏投资骗局，拍胸承诺的高额增长或回报总是要靠不断有下家卷入才能维系。这是当前各地政府和开发商将希望寄托在“城镇化”这根救命稻草上的原因。

    从老螺蛳湾到“新螺蛳湾”

    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市场。市场最初是从“螺蛳湾村”的农贸市场开始，后来扩展到国有企业云南纺织厂的厂址和采莲河布料交易市场。经过20年发展，螺蛳湾形成三大交易区，在被关闭前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交易市场和全国十大商品批发市场之一。螺蛳湾市场被称为具有“农村”、“西部”和“区位（面向东盟）”等三特性。这些特性与其栖居生成的背景和空间肌理相关。螺蛳湾市场正是一个“农民城市化”的典型。这些特点决定其与昆明城市空间肌理相互嵌入和共生，决不似后来取代螺蛳湾市场的“中豪螺蛳湾”那样的“义乌模式”。

    在螺蛳湾这个地方最终形成了一个有6000家商户，13000人就业，人气极旺（每日有15万人光顾），商品远销云南各地甚至东南亚的批零兼营市场。这里是昆明人买便宜小商品的必逛之处。虽然螺蛳湾关闭事件发生于2009年12月，但2008年初仇和上任不久，昆明市政府就已经有了将昆明市内的市场，特别是将螺蛳湾关闭的打算。他计划在滇池东岸建一个新螺蛳湾。

    这个谋划与一家浙江籍的企业有关。这家名为“中豪集团”的企业经营过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曾经在仇和任下的宿迁复制了一个“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仇和来昆明任职后，这家企业也随仇和来昆明寻找商机。2008年中旬，我在昆明滇池东岸的宏仁村进行调研时，听说该村靠彩云北路（当时称新昆洛路）东侧的七百余亩耕地将被政府征收。当时，地方干部都在传说这片土地将被收入土地储备中心，将在上面建一座云南省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是年8月，这片土地被以16万元一亩征收，接着政府以每亩90万元拍给唯一的竞拍人“中豪集团”。政府和中豪都是以低价获得了土地，当时周边的商业用途土地转让价大约在每亩150万元左右。2009年底中豪公司在这里建起了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第一期），经营面积号称300万平方米，并被称为“中国第二大国际商贸城”。

    这个离昆明市中心大约15公里、硕大无朋的商贸城从哪里找来商户和顾客呢？从当时情况看，昆明的同类批发市场已经饱和，而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是以同质竞争的方式进入昆明市场的。要是没有强有力的非市场之手指挥，这家商贸城应当不会有好的结果。当然，昆明市领导人已经准备在滇池东岸下一盘大棋，已经计划好了一切，其中包括商户从哪里来这样的细节。

    当中豪公司的滇池东岸商贸城还在建盖中，与昆明螺蛳湾市场同名的“螺蛳湾”名号就已经出现在中豪的商贸城计划和宣传中。这在当时引发了“名号争夺”纠纷。由于有昆明市领导人支持，名号之争最终没有能够阻止中豪使用“螺蛳湾”的名字，昆明人的口语中从此有了“老螺蛳湾”和“新螺蛳湾”之分。2009年底中豪的新螺蛳湾——“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经开业，昆明市西山区政府便着手将老螺蛳湾关闭。政府要求其中的业主退租和易地搬迁，安置地是滇池东岸的新螺蛳湾。关闭老螺蛳湾引发了大规模群体事件。老螺蛳湾的大多数商户最终搬到新螺蛳湾去经营。但是这些商户不足以填满偌大的商贸城。2010年6月昆明市政府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昆明市二环内的114家市场关闭，全部迁出城区。在同一文件中，第一批（2010年）将被关闭的市场有43家，其中有31家被指示应当迁往新螺蛳湾。

    政府关闭和搬迁城区市场的理由之一是“集聚发展”，即三环以内不再有批发市场，“现有的要逐步搬到三环以外，实现市场布局和实体交通紧密结合等”。这一规划符合市领导人对于现代化城市的理想，即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那种功能区分明确，重视汽车交通的“光明城市”理想。

    虽然夺取老螺蛳湾牌子和造出山寨螺蛳湾的过程中曾引发群体事件，但这一盘大棋像任何庞氏投资计划一样，被宣传成一场人人皆为赢家的游戏。首先，从土地财政来说，城区内的市场被关闭（土地使用权收回再转让）和滇池东岸的耕地征收（和此后的城中村改造）将会使当任政府获得一次性巨额土地收入。

    其次，从商业布局和城市规划来说，城里的市场将集中到郊外，特别是滇池东岸，使功能区分更清楚。市场搬走，也使城里的交通拥堵减少。从企业和商户来说，中豪螺蛳湾因为有大批商户迁入，能够使前期投资迅速回笼，并得以滚动扩张。参与为这家企业融资的多家银行的贷款也能够安全收回。小商户虽然失去老螺蛳湾这一人气旺盛的市场，但是新螺蛳湾有强势政府作为后盾，将很快被炒热。新螺蛳湾将拉动整个地区的土地升值，并带动房地产升值，以后征的地将带来更多财政收入等等。

    后来的情形仅有一部分如同规划的预想。例如在新螺蛳湾的第一期，市场的大部分延续了老螺蛳湾的火热。项目一期部分市场火热，加上中豪公司在各级媒体上广告推介，导致项目二期的商铺一招租就很快被抢租一空。许多试图炒卖商铺的人在此时大批买进商铺。但是项目二期再也没有出现第一期的人气。螺蛳湾第二期商铺亏本的很多，其中一些人在贴本将商铺转让。

    虽然中豪螺蛳湾商贸城的许多商户长期亏损，但是开发商兼业主中豪集团已经从此项目积累了巨额资本。除了商贸城的商铺都以预付未来5年租金被出租外，中豪集团仅囤积土地升值一项就有了几百亿元资产。

    再次，在这个螺蛳湾的项目计划中，被占了耕地和被拆迁改造的7个（自然）村庄的农民也应当是赢家。2010年5月为了建立螺蛳湾仓储/加工区和项目第三期，这些村庄被纳入城中村改造范围。将近三个月后，这片地区除了小村外，所有村庄都被夷平。虽然一时间上万村民到外乡去过渡，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或者签了一个将来补偿四五百甚至七八百平方米回迁房面积的协议，或者拿到一二百万不等的现金——已足令祖祖辈辈种菜，家庭年收入不过万元的人激动了。按照政府的承诺，被拆迁的村民将在30个月内获得回迁房。如今30个月的过渡期限已经过去，回迁房建设仍然只是听说，没有具体落实。

    以上提到螺蛳湾商贸城在以后几年实现了部分预期目标，即项目第一期称得上“有人气”。主要原因是随着城里的市场关闭，许多老螺蛳湾的商铺搬来填满了这里的空间。此外，这个项目在开发中事实上放弃原规划，调整产业和尺度也是它能有今天部分“繁荣”的原因。

    其规划调整，首先是由于遭到所在地区村民或业主的抵抗造成。例如宏仁村举全村之力抵抗拆迁该村的502幢新建房（宏仁新村）。在螺蛳湾项目不得不将这个新村调整出拆迁范围和对宏仁老村的拆迁也事实上停止两年后，这个村庄仅新村一处就居住了1万名左右的螺蛳湾商贸城从业者。宏仁新村成了螺蛳湾从业者的廉租安置房。不仅如此，因为宏仁老村的农贸市场幸免于拆，它为螺蛳湾一带就业和居住者提供食物、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来源。这个市场已经是昆明南部最大的农贸市场。有了这些因抵抗拆迁而存留的场所，螺蛳湾的上万小业主才可能撑持到今天。

    此外，螺蛳湾商贸城原计划中占地9600亩的小商品生产加工区也比计划收缩了很多。从公开的材料看，加工区面积仅有2000余亩。即使占地缩水近百分之八十，从我最近的实地观察看，这个加工区内仍十分冷清，大片厂房空着，企业入驻率很低。螺蛳湾商贸城计划的1000亩仓储物流项目也与加工区类似，仅占地535亩，其余土地可能变成房地产开发。

    “城市恐龙”及其影响

    螺蛳湾商贸城这个“城市恐龙”，基本上是最近20年中国城市化“运动式发展”的一个象征和缩影。进行“跨越式发展”所成就的是一个巨大空壳。从假设项目发动者动机纯良的前提观察，其计划也是建立在移植“小商品生产销售一体”或昆明－义乌小商品模式这种不切实际的设想之上。例如昆明地区没有义乌那样的小商品生产基础；其设想的体量远远超出市场的现有需要；其对未来小商品批发和零售业的变化趋势，例如电子商务的冲击等毫无抵挡；其计划定位的东南亚小商品门户基本上是子虚乌有；其投资是以非常少的资金拉动巨资投入，例如通过行政干预将一些银行和小商户拉入实际的投资者行列。例如通过裹胁式的招租将小商户从昆明市的其他市场驱到这里，然后再以预交数年租金的方式将他们套牢。上万亩滇池东岸最丰腴的土地被以低价转入这个项目的开发商之手。这些土地、资金成为中豪公司短短几年内资产暴增的来源。

    这个项目以投资过剩产业（包括房地产和实体批发产业）起步，刺激了滇池东岸已经过热的房地产投资，使过剩产业更过剩。地方政府领导人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土地财政”的驱使。通过这个项目（以1万亩计算），土地财政收入达上百亿元。但是这上百亿元的一次性收入应当是50年商业用地或70年居住用地的累计数。未来几十年的收益已经被卖光了。

    在螺蛳湾商贸城给当届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带来短期的直接利益时，其产生的“外部性”，对整个地区的长久负面影响则要深远得多。例如，由于地方政府打着城中村改造的旗号为这个项目开道，刺激了滇池东岸许多乡村纷纷以建筑加层（2009－2010年为高峰）来应对拆迁。这种普遍翻盖和加层使滇池东岸的许多古村落遭到毁灭。很多村民虽然以“加层”得到较高拆迁补偿承诺，但不过是揣得一张写有补偿几百平方米回迁房的协议去外乡过渡。他们什么时候能回迁？曾经的社区能否重建？过去几年我们曾观察到离乡过渡的老人中出现比平常年份更高的死亡率，对搞“运动经济”的人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至于这个过程使成千上万在这些地方落脚的打工者被驱离栖居之地，更无人去考虑。这些由于滇池东岸开发引起的连锁反应使滇池地区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耕地、湿地、原居民社区、外来人口落脚地和地方文化等等都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这个项目进行过程中，为了应对拆迁征地中的上访和抵抗，地方政府在维稳方面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也很大。当前一些地方土地财政不得不继续下去，地方官提出的重要理由就是地方政府需要钱来搞地方建设，需要钱维持地方社会稳定，需要钱改善生态环境。从滇池东岸开发项目来看，这些“需求”正是政府与开发商联手的乱作为制造出来的。

    这些代价之上，建了一个“城市新恐龙”，最终搞成的还是一个空心化的“房地产”（或数个房地产）项目，建立在对地方稀缺资源（如滇池沿岸土地）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这个城市恐龙是一堆依靠高能耗产业（如水泥、钢材）的无个性建筑；是一个靠体量硕大和简单复制，硬撑起来的“中国第二大”商贸城。从今天的现状来看这种业态已经过剩，建成几年的商贸城第二期至今冷冷清清。最近我到中豪螺蛳湾的三期和小商品加工区，亲见那里的厂房大量空置，园区内企业很少，加工区的建筑密度很低。

    终结“运动经济”

    虽然今天再来谈螺蛳湾商贸城是否应当建已经为时过晚，但教训仍然可以汲取。特别是在当前城镇化被当作各地政府的救命稻草来鼓吹的时候，梳理一下滇池东岸开发的教训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

    滇池东岸的螺蛳湾商贸城项目是“运动经济”的一个极端案例。这种以“运动”方式加庞氏投资大搞圈地和房地产的经济已经无可救赎。今天国家领导人在到处谈论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需要转变的，正是将经济从地方权力对社会的裹挟中脱出。如果我们将导致螺蛳湾商贸城出现的因素以剥洋葱的方式一一剥出，就会看到“经济转变”需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终结“运动经济”。要使经济活动回复到靠常规运作；要使经济运行在法制框架之下。其实就是要使经济项目按照已有的司法、行政程序和立法过程（例如规划的审批）一步一步地走过。要将所谓“万亿GDP”竞赛等大跃进式口号或项目从道义上和实践中抛弃。

    第二，运动经济是举国体制的伴随物，因此要从改变政府与经济系统的关系开始。例如政府要从直接干预地方经济活动中退出。特别要从制度上防止地方一把手甩开正常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更要防止一把手利用党管司法和第一把手抓城乡规划的说法，无视司法，将规划变成可以随时随意更改的绘图。

    第三，运动经济极易蜕变为庞氏投资骗局，拍胸承诺的高额增长或回报总是要靠不断有下家卷入才能维系。由于过去运动经济已经将政府、过剩行业企业（如建材和钢铁）、金融机构甚至各种小投资者（如炒卖商铺者）等等捆绑进去，形成强大惯性，要想终止运动经济如同让嗜毒者离开毒品一样困难。在经过最近十多年依靠高GDP增长和超发货币的维系后，已经挖下的“巨坑”只有靠继续挖坑才能有“土”来填满。这是当前各地政府和开发商将希望寄托在“城镇化”这根救命稻草上的原因。

    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复兴，不应再搞运动经济，也不要给地方领导人搞运动经济的机会。“城镇化”这个用心良好的说法，会像“城中村改造”在一些地方的结局一样，变成一场疯狂圈地造城和打劫普通公民的运动。悲剧在于，它往往使人在被打劫时还以为将赢得更多。因此政府应当将重心放到转变职能，宁要无所作为，也不能乱作为。

    第四，今天螺蛳湾商贸城有部分“繁荣”的一个原因，是其原初规划没有得到完全实施。例如其规划拆迁范围内仍有村庄、农贸市场和庙宇等“钉子”没有被拆除。这些场所使现在的商贸城获得一些活气和地气，也对商贸城的运转有功能性作用。这些场所能够幸存的原因，是村民自始就以自己的城市化“方案”（如宏仁新村），以抵抗的方式“参与”政府的计划，最后政府和开发商不得不将村民的“方案”包容进去。这种抵抗－参与最终超越了“钉子户－高补偿－拆房”的循环，开出了一种有机共生的城市化新方向。由此得出一个教训：城市化必须将村民、居民的自主选择和参与权利作为最重要原则；必须将“有机共生”当作城市规划的重要原则。

    第五，地方的司法审判必须有独立性，应成为不受地方人事和财权控制的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地方领导人，利用行政权力、人事权和财权干预司法。信访系统也应变成一个纵向的不受地方干预的部门。

    第六，尤其需要自主、充分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及时监督，需要容许地方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出来，对影响一方的政府和企业项目计划及其实施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