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内生于其大国特征（人口、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丰富的区域性内涵，表现为多样性、差异性和互动性，区域协调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作用非常重要。

　　Peter Hall将目前世界上的城市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到了应付老龄化的成熟阶段；第二类是不少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的城市，在“对付非正式超限发展”，就业、经济发展都有很多问题；还有第三类，包括亚洲地区出现的经济增长势头比较好的城市，处在“应付奋力成长”之中，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属于此类。

　　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到了非常关键的一步。然而，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行政化。在欧洲，从中世纪起就有了“市政法”，城市有自治权，可以通过民选的议会来决定日常的很多事情，包括开办市场、征税等等，这与中国的城市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城市从古至今一直就是一个行政单位。中国城市的鲜明特征是等级制和审批制，城市的设立以及城市权限的大小必须由国家审批。

　　第二，城镇化。“城市化”是国际通行的叫法，但是在我们官方文件里比较多地被叫做“城镇化”。其实城市化、城镇化的含义本质上没有两样，在中国要特别地叫“城镇化”跟中国城市的行政化以及农村人口多、其基本的人口聚集单元还要依靠城镇有关。1990年代后期城市审批停止以后，很多镇的规模已经发展得非常大了，在珠三角、长三角，已有不少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口的镇。这些镇就缺少许多设置，比如城市管理、规划、公安等机构，只是县里、市里派出的，根本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由于行政机构的设置都要与它的等级相应配置，所以这也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第三，人口和户籍。中国人口数量非常之大，总量超过OECD国家的总和。中国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中西部一些地方是人口流出，沿海地区则大多是人口流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和人口流动，怎么进行管理？自古以来中国关于户籍、土地、征税这些方面的管理都很发达。户籍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福利含义。目前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人口享受不到同等的公共服务。过去30年里大约有3亿农民进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但进入方式却是非常独特的。这又与现行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国家采取的这种制度在快速城市化的特殊阶段比较有效，成了防止城市过度贫困的有效手段。这种土地制度为农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把劳动力储备在农村，在工业化过程中可以随时供给，这是中国城市化一个鲜明的特点。

　　第四，城市化率。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其实与独一无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有关，是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储备留在了农村，而不是像印度、巴西那样留在城市贫民窟里。人们往往依据诺瑟姆曲线，或者因为看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是70%—80%，就以此推论中国城市化率至少可以达到70%，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结合中国国情，看一下人均资源占有率，几乎所有资源的全球排名都是倒数。现在中国的粮食已基本自给，就此意义而言，城市化率的上限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实际的城市化率真正落在哪个点，还要取决于就业机会以及各种要素和制度的匹配。这需要不断地探索和调适，除了人口进入大中城市，还应有就地城市（镇）化，方式可以有许多种。中国应追求一种合宜的城市化率，要因地制宜，能够适合各种变化，寻找到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模式。

　　第五，区域分工与城市体系。中国人口众多的地方是地不大，物不博；地大物博的地方人烟稀少。因此，中国长距离的运输成本高得惊人，物流成本非常昂贵，包括人口的分布、中西部农民工到东部打工也是如此，带来巨大的交通压力。另外，沿海与内地，在全球分工中，沿海地区在区位上当然是有优势的。中国距离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的滨海地带，国土面积只占9.98%，就业人数却集中了55%；如果距离扩至700公里的话，全国就业的85%都在这里面了。中国大量的中小城市需要按照地方化经济的外部性来组织工业生产。多样化生产的大城市与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中小城市之间，需要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合作。

　　第六，产业发展与节能减排。城市化会使得城市居民比农民增加更多的能源使用量。由于中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少气、缺油”，2011年用煤35亿吨，增长速度很快。中国目前的能源密集度（GDP单位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3.5倍。中国还在经历城市化的过程,还处在碳排放的增长通道,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已处于全球前列。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必然也会产生影响，其高能耗产业的外移，基础设施等投入的“锁定效应”等，都会对中国履行减排义务、发展低碳经济带来额外的压力。

　　第七，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土地制度安排是中国政府主导城市化的重要资金来源。各地建设园区的积极性都很高，原因是园区的土地性质由公共用地变为工业用地，政府可以最大化地获取地租收益。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主要取自集体土地。

　　中国城市化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是1000多万人，还有几亿农民要进城，城市要增长，建设用地肯定也要增加。大量的农村建设用地不能流动、受到限制，这种割裂的土地市场严重影响着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制约了农民的城市化转型。

　　第八，住房。1998年以后的住房制度改革，虽然改善了居民的基本住房条件，但并没有改变住房的利用效率和分配不平等状态。住房以及贫困和隔离已然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说明需要进行干预。但是，需要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重要的是究竟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才能以有助于促进公平和效率的方式进行干预。

　　解释中国城市化的诸多挑战，或者说观察城市化的特征和后果，理解其背后的内生机制非常关键，归纳起来有两点。

　　首先，独特的大国模式。中国正在进行的快速城市化，规模以十数亿人计。这个数字的含义，包括了相应规模巨大的资源利用、环境影响以及就业、住房、交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的匹配，意味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动，意味着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出现更多城市景观和国土整治的过程，同时也是更多人参与社会关系建构的过程。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内生于其大国特征（人口、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丰富的区域性内涵，表现为多样性、差异性和互动性，区域协调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作用非常重要。就全国范围而言，将建成两横三纵的城市体系，并配置以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和机场体系。从区域的视角看，交通改善之后，产业会重新布局，通勤范围会扩大。有的城市原先不大，现在有可能把周边城镇、周边很多地域包括进去，整个规划、产业分工、经济发展的基础变化了。考虑到大国国情，区域不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基础设施配置、各个行政区间的分工合作、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等方面新的制度设计，国家治理方面需要创新。

　　其次，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制度约束。这些又是相互作用的。我国大一统传统具有内生性，成了国家制度和城市体系得以延续的基因。与此有关，还要考虑体制因素，特别是财政分配等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例如石油资源税，从量或从价的不同计税方法和分成方式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还有历史记忆或路径依赖，比如东北一些城市，其成长过程经历了抗战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振兴东北的新时期；上海的城市发展则是再全球化。

　　探寻中国城市化模式，需要有一种大格局观。中国需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需要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就地城市化，实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用地的人地挂钩、财政支出的人钱挂钩，突出地区特色和多样化的产业与就业结构，强化公平分配的城市公共服务，创新城市化管理和城市治理模式。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实现帕累托改进，促进人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