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的“城镇化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人口城镇化的政策与体制”论坛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来自德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专家学者介绍了各自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与当下面临的挑战。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

    与会亚洲国家大多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改革，一些国家还经历了城镇化的倒退，不过目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各自的城镇化道路。

    阿塞拜疆“城市倡议”智库战略规划专家贾法利介绍称，20世纪90年代的前苏联解体给阿塞拜疆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特别是1991~1995年阿塞拜疆经济连续5年呈现负增长，城镇化率也随之下降。近几年来，以石油为重点的工业快速发展，经济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城镇化率也快速提升。值得一提的是，2002~2010年阿塞拜疆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11年，阿塞拜疆成为欧洲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高加索地区主要的经济和商业中心，该地GDP占全国的90%，财政收入约为全国的85%。

    乌兹别克斯坦内阁宏观经济预测研究院代理副院长尤拉霍诺夫介绍说，目前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达到300万，城镇化率达到54%。

    而同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则没有那么幸运。该国投资信贷银行城镇建设顾问尤森诺夫表示，1979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城镇化率开始下降，尤其是前苏联解体后的几年城镇化率下降速度加快。截至2012年底，吉尔吉斯斯坦城镇化率为33.9%，人均GDP仅为1158美元。目前，吉尔吉斯斯坦有31个城市，其中77%是小城镇，这些小城镇的人口均在5万以下；首都比什凯克和南部城市奥什则集聚了全国60%的城镇居民。

    “城镇化是越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陈金钟强调，上世纪90年代，时越南只有500多个城镇，到目前城镇数量已经达到760个。尽管越南城镇化率还低于40%，但近10年以来，越南城镇化发展迅速，尤其是河内市与胡志明市，这两大城市的人口大约已占城镇总人口的1/3。

    陈金钟认为，河内市和胡志明市的城镇化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贫困发生率比较低；城市发展面貌有较大的改观，新建了不少高楼大厦，高科技得到了普遍运用；基础设施，如水供给、交通等全面提升；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

    蒙古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波洛玛指出，1950年以来，蒙古城镇化进程开始稳步提升，截至2011年底城镇化率达到66.2%。蒙古城镇化进程快速提升，主要是依靠网状迁移与城市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大量民工从西部地区涌向首都乌兰巴托。目前，乌兰巴托是蒙古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全国45%的人口和50%以上公司都集中在乌兰巴托。

    老挝的城镇化别具特色。老挝国家经济特区委员会规划司副司长科豪特非特内介绍称，老挝将经济特区作为推动地区一体化及减贫的重要平台，目前，老挝有10个正在建设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建设新的城市中心。建设这个经济特区的目的是要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作为旅游业、外贸和服务业中心，从而发掘老挝丰富的传统文化。

    柬埔寨的城镇化进程则稍显落后。该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司司长施非克称，柬埔寨80%的人生活在农村，20%的人生活在城市，城市人口增长率为2.5%，农村人口增长率为1.3%。因此，他预计柬埔寨的城市人口将越来越多。

    面临诸多转型挑战

    在城镇化取得较大成果的同时，这些亚洲转型国家也面临着农民工、住房、交通、污染等诸多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区域、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8年老挝基尼系数为0.3674，属于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北部与中南部地区、湄公河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巨大，北部的贫困发生率比中部和南部地区高12%。目前，农村贫困发生率仍然很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93年的52%下降到1998年的43%，到2003年下降到38%。虽然如此，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农产业低很多，农村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

    其次是环境污染严重。陈金钟强调，胡志明市和河内市的环境污染严重，主要表现在：施工废弃物随意向河里或公共区域倾倒；下水道薄弱造成污水四溢，胡志明市75%的区域被雨水淹没超过2.5米，影响了27.7%人口的正常生活，河内的排水系统只能满足35%的需求；空气质量达到警告级别；绿地面积大幅减少，1995年，河内有110个湖泊，面积达2100公顷，到现在仅剩下70%，而且没有任何新增湖泊。

    人口分布失衡则是亚洲转型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陈金钟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越南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使得人口和劳动力分布失衡，农业用地大幅减少，城市就业压力增大。

    尤森诺夫指出，1920~1990年间吉尔吉斯斯坦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1990~2010年间则是逆城镇化的过程：大量人口从农村主要流向首都比什凯克和南部大城市奥什；1991~2012年通过村庄重组到城市来促进城市发展几乎不被支持；小城镇只能生产单一的产品。

“民工荒”问题也并非中国独有。施非克称，柬埔寨经济发展比较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工紧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里劳工价格越来越贵。

    迈向更高质量的城镇化

    针对城镇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会专家就寻求更高质量的城镇化道路、实现包容性增长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贾法利指出，亚洲转型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国家，解决人口迁移问题，必须提高城镇化的程度。他认为，大型城市是必须要有的，二级城市如地区经济中心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转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这些亚洲国家需要通过发展自由市场来发展经济。

    陈金钟指出，越南的城镇化应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尽快出台城镇化的法律，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对于胡志明市与河内两大城市，则需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住宅，建成环境友好型城市和生态城市。

    波洛玛建议，蒙古城镇化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应该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培育公众的环境意识，促进环境保护体制改革，重视个人在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