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瞒客户、霸王条款、吃完定金吃差价，这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黑房产中介”罪状；天价入会费、“婚托”泛滥、隐私难保，这是经常见诸报端的“黑婚介”乱象；一些移民中介、劳务中介，甚至是个体户，都敢从事自费出国留学服务业务，这是出国留学“假中介”泛滥的事实……不独这些，目前，评估、鉴证、代理、咨询、经纪、监理、担保、培训和介绍等市场中介组织都存在着突出问题，已经到了非治不可、不治不行的地步。
    “从今年开始，集中开展市场中介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促使其规范有序发展。”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此专门作出部署。全国两会部分代表委员在接受采访时也纷纷痛斥“中介乱象”，认为只有终结中介领域存在的诸多“怪象”，才能真正回归正常的市场秩序。
    中介不“中” 乱象丛生
    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6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市场中介组织约为68.5万户。数量众多的中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充当着“润滑剂”和“助推器”的角色，使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更为有效、顺畅。
    “市场经济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市场和中介。中介的成熟程度，标志着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天水市委书记马世忠说，“但现实却令人担忧，中介里边的‘针线活’太多了，问题很突出。”
    “市场中介组织普遍存在缺乏素质高、业务精、经过严格资质审查的专业队伍。”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工商联副会长赵满堂指出，“受利益驱动，有些从业人员不顾职业道德，公然违反客观公正原则，背离中介立场；少数中介组织甚至成为洗钱、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帮凶。”
    赵满堂代表还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衍生出的一些中介机构由于与行政部门的“血缘关系”，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公平竞争。
    婚介、房地产中介、家政服务中介、借贷中介等，因为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被代表委员“点名批评”最多。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认为，“家政中介机构准入门槛低，运作不规范，损害客户和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
    “一些民间借贷中介机构违规披露借款人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天津市副主委孙太利说。
    赵满堂代表说：“在市场上存在大量无照经营行为，房地产中介所和婚姻介绍所占绝大多数。”
    需要警惕的是，部分公职人员违规在市场中介组织兼任职务，通过中介或者个人以“中介服务”名义谋取私利，中介俨然成了一些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认为，“原来的腐败是由政府官员与行贿者直接操作，中介组织加入后，腐败手法更加多样、隐蔽，也更难发现和查处。一些行业协会和鉴证类中介组织已成腐败多发区。”
    自律不够 他律乏力
    福建省厦门市于2008年举办了首届“十家十佳中介机构”评选活动。当选的10家中介机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才评选出来的，讲自律、讲诚信、责任感强、社会反响好。
    从全国范围来看，诸多中介组织的自律意识并不都像厦门“十家十佳”那么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很多中介组织违法违规执业问题表现突出。
    “有些中介为了占有市场份额，排挤竞争对手，采取低于国家规定标准收费等方式，形成不正当竞争。”赵满堂代表说，房屋保险、土地评估、资产评估等个别中介组织利用权力机关的影响，搞强制代理、指定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
    当自律机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时，外部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遗憾的是，当前对中介组织的监管却有些乏力。”孙太利委员说，一般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只需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即可，运行也只受工商部门监督。由于法律赋予职能有限，工商部门对他们无法真正实行动态检查和跟踪处理。
    一些专业知识相近，服务对象、服务主体、服务方法基本相同的中介行业分别由不同政府部门进行管理，造成中介市场被过度分割，监管交叉重叠。赵满堂代表认为，“监管层面职责不清，单一部门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管，部门联动长效监管机制缺乏。”
    “一些中介与政府部门的边界不清晰，该脱钩的没脱钩，导致政府部门与中介组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马世忠代表认为，这些“官办中介”也增大了监管难度。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立法相对滞后，制度不够完善，是“中介乱象”产生的制度根源。“由于我国行政法体系庞杂，长期以来对中介组织的立法规范滞后，导致了管理制度不健全。”赵满堂代表说，加上查处力度不够，致使许多“黑中介”、“假中介”无所忌惮。
    法规为“器” 诚信是“药”
    终结“中介乱象”，除了严肃查处“假中介”、取缔“黑中介”之外，重点在于加快立法、完善制度、加强监管，用“法”来保证，用“规”来约束，扶持真中介在市场站稳脚跟。这是受访代表委员的共识。
    “应加快立法步伐，制定关于市场中介的组织法规。”赵满堂代表说，主管部门应加强日常监管，规定市场中介组织在交易时应借助于银行或其他机构，规范交易形式，堵住交易漏洞。
    “必须设立准入机制，提高门槛。”孙太利委员建议，对中介机构的组织形式、注册资本、从业人员数量及资质等，都要设置一定标准。赵满堂代表建议，要严格市场退出机制，“对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市场中介组织应加大惩处力度”。
    马世忠代表说，应借这次机构改革的东风，归并同类市场中介组织的行业管理部门，理顺监管体制。他还建议，深入推进脱钩改制，让“官办中介”回到市场上去，促使其依法、独立、公正执业，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如果把中介比做一个人的话，加强立法，健全制度，规范行为，就好比纠正‘长歪了的骨架’的器械。而要彻底清除其体内的各种毒素，还需要诚信这一副“药”。
    “中介组织要强化自律意识、诚信意识。”赵满堂代表建议，应制定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职责规范和行业规则；制定信用制度，建立健全行业协会，确立行业协会的独立地位，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职能。
    “加快监管平台建设已经刻不容缓。”受访的代表委员建议，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中介组织诚信体系，完善信息采集、管理、发布等机制，健全中介组织等级评估和优胜劣汰机制，推动“诚信褒奖、失信惩戒”社会氛围的形成。
     法规“器”全，诚信“药”到，才是整个中介行业的健康发展之道。（记者 张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