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视点

城镇化路径图：新农村建设成重要一环

    【21独家分析】21财经情报研究员认为，管理层已定调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新农村建设、新型的农业化发展道路，将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据了解，农业经营体制的调研工作今年中旬开始。有专家分析，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仍将聚焦农业发展，这将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年聚焦“三农”。

     然而，在今年新任管理层定调“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动力”的前提下，明年即将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或许将有新的解读。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表示，中国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也有4亿人在农村，所以这就决定中国不可能大量出现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占地几千公顷的公司农场，或者南美的种植园，然后农民都成了农业工人。中国未来的农业还是以农户经营为主。

    此外，12月9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在农民土地确权的前提下，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配套建设，否则农村和县城始终不会成为城镇化的有吸引力的地方。而厉以宁作为李克强副总理导师的身份也加重了此番发言的重量。

    更为重要的是，十八大报告对新农村的未来农业发展指明了重要方向，也就是组织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

    据悉，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概而言之，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精神应该是在坚持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等生产经营形式，但不鼓励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租种农户土地。

     这样一来，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有望聚焦农业经营体制已然是大概率事件了。因此，新农村的建设、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依旧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首要问题。

    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也不单纯局限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涉及到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设。

    近日，厉以宁接受采访时表示，巨大的城乡差别是中国亟待逾越的鸿沟，破解的办法就是城镇化。除了公众的名义上的所有权以外，对农民自己没有任何意义。在教育、文化、社会、医疗资源分布上，城乡差距都很大。

     他同时强调，新农村建设着重在两点：一是公共服务到位，二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这就是中国城镇化路线图。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基调之下，新农村的建设将成为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此前提之下，后续出台新农村建设方面的配套措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1财经情报将会陆续进行跟踪报道。

    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暗含不同投资机会

    【21独家研究】我们12月7日的报告《为什么要城镇化和什么是城镇化？》再度引发用户热切关注。21财经情报研究员注意到，与国外提“城市化”不同，中国的提法是“城镇化”，这既意味着中国城镇化有独特的定位，也意味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与投资机会。

    尽管“城镇化”早在党的“七大”（1945年）毛泽东就提出来了，但是至于其内涵少有提及，以至于对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都有不少误解。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曾提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就此表示，由于中国长期的概念中，除了城市之外，还有一类叫做城镇，相对来说，“镇”比一般的“市”小一点。所以中央2000年就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是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式，我们把它叫做“城镇化”。

    可见，“城镇化”既包括了“城市化”又包含了“乡镇化”，其涵义比城市化更广，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央决策层之所以要推进城镇化，绝非简单地将农村人口导入城市，而是将推动城镇化进程作为经济发展转型和我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动力。

    21财经情报研究员认为，在城镇化的概念中加入“乡镇”概念，显然是出于国情的考虑。在《为什么要城镇化和什么是城镇化？》中我们曾指出，城镇化其实植根于时代大变革之中，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内生性需求。据统计也显示，在2.25亿农民工中，只有0.75亿选择就近工作，而大部分选择外出就业，外出的目的无非是追求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如果就近城镇能够提供同等甚至略低的薪酬和公共服务，农民无疑将告别背井离乡的生活。

    尽管我们也可以在沙漠中搞城镇化，在高原上修建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但是代价却是巨大的，缺少人住的城镇与缺少车通行的高速都是失败的投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城镇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县级以下的城镇集中，在最短半径中让最多的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21财经情报研究员指出，城镇化不仅包含了人口从“乡”到“城”的进一步转移，更包括人口和其他资源从大城市到城镇的回流。

    就前者而言，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人力资本不高，转移的难度较大、收益有限且成本较高；后者而言，要缩小级差地租，实现资源的向下流动，需要放权让利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中央主动调节资源的配置，向下而不是向上倾斜。

    21财经情报研究员强调，应该说，“城镇化”这一提法是针对我国长期以来过分重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而忽略小城市，特别是忽视镇的发展，而作出的一种有意识的强调。它既有利于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只想到市而忽略镇的思想误区，也能够促使国家政策更加注重将镇和市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那么中国将如何迈开城镇化的步伐？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 (Lester R .Brown)先生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叫“A模式”，一种为“B模式”。“A模式”即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

    作为迫切希望强大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抵制“A模式”的诱惑而陷入困境。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援助计划，按照他们所熟悉的“A模式”的思路，仅仅十多年的实践，就使得原本繁荣的南美、拉丁美洲经济体数次面临崩溃，也使得资源富饶的众多非洲国家饥饿人口上升到创纪录的2亿多，4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几乎倒退了数十年，称之为殖民式城市化。

    布朗警告称，中国如果走“A模式”道路的话，届时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支撑人类的发展。

    针对“A模式”，塞奇·拉脱谢尔(Serge Latouche)等人提出“反增长计划”，认为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

    21财经情报研究员指出，显然上述模式均不会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参照，而只能是反面教材。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城镇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实际上只有一次机会。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结束，城镇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一旦确定后，就很难再改变。”

    中国的城镇化没有先例可循。李克强硕博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表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构成。中国不能学西欧，走反城市化道路。”他解释称，老城区城镇化是指，改建多年形成的棚户区、工厂外迁区，使之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商业区和服务区，新城区指开发区、实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新农村建设。

    21财经情报研究员强调，中国城镇化的路径将与十八大报告所提及的“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一道，意在回归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是穿旧鞋走新路，而非穿新鞋走老路，更重视发展的质量而非增长的数量。城市化即是资本积聚的过程，是排斥性而不是包容性的，城镇化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