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艺人郭德纲做了一件他自认为是行善积德的事。他买了200多斤鲤鱼、草鱼、泥鳅等动物，然后将其放生。11月15日，他在社交网站上谈及这次经历，自觉“酣畅无比”。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声称“不思回报”的笑星，因此遭遇了嘲讽。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猛禽康复师张率形容，这是“糟蹋生命”。

在野生动物保护者眼里，盲目放生不啻另一种杀戮：如果郭德纲放生的是家养动物，它们最大的可能性是死亡；放生野生动物，则购买行为可能鼓励了非法捕猎。而放生的若是外来物种，物种入侵的危险性也不能忽视。

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王凤琴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常常有人购买野生动物放生，以为是做善事，实则间接造成了伤害。

张率告诉记者，在黑市上，一只金雕的售价有时高达数万元，天鹅也价码不菲。有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有人“发大自然的横财”。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也是天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主任石会平的呼吁。她正在处理发生在当地的国际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中毒事件。11月11日以来，至少20只东方白鹳遭毒杀，13只中毒后获救。这是今年继湖南省桂东、延陵两县非法捕杀候鸟事件后，又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石会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保护野生动物是林业部门的职责，也是公益事业，需要公众参与。食用野生动物、以野生动物为宠物的行为制造了市场，但这些人未必知道，野生动物可能携带未知病毒，而餐馆里违法出售的野生动物死因不明，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异地追杀与异地消费

中国鸟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马鸣的课题组本月发表了一份英文的中国偷猎水鸟状况研究报告。他们估计，每年全国被猎杀的水鸟在8万到12万只之间，约有40个种类。过去3年里，至少有20万只水鸟丧生。

项目组总结了偷猎者使用的插天网、下滚钩、铁夹、套索、电击、枪击等10种捕鸟方式。其中，投毒最危险也最常用，68%被偷猎的水鸟死于毒杀，这带来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很多地方发生过人们食用被毒死的野鸟几乎致死的事情。

偷猎者用毒药浸泡的谷物或鱼虾制成诱饵，常见的毒药是“呋喃丹”。今年3月，辽宁省发现过长达200米的毒饵带。

马鸣说，鸟类食用毒饵后失去意识被捕，盗猎者有时还会注射阿托品等药物将它们救活，活禽售价更高。

他们算了一笔账，一只在乌鲁木齐被杀的野鸭售价是4到5美元，空运至长沙或广州，价钱升到50美元，而上了餐桌后，价格又会再翻几番。在广州市场，野雁和天鹅能达到人民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项目组研究了国内除西藏外所有省区的情况，认为偷猎最活跃的地区是辽宁、新疆、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和江西。北方的野鸟多被运到南方的广州、深圳、宁波、长沙等地，那里是主要消费区域。

他们发现，野鸟通常被伪装成家禽空运，这样更加便捷，一批的数量为600到800只。

因此，除了呼吁遏制非法捕猎，他们认为应加强物流业的监管。

马鸣还指出，有的偷猎人员会“流窜作案”，候鸟飞到哪里，就追杀到哪里。

上个月破获的湖南“千年鸟道”非法狩猎案中，查获了野鸟8箱，共计618只。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在事后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乱捕滥猎候鸟等野生动物常与非法经营活动有关。近期的几起案件，野生动物几乎都是流向饭店。在部分地区，乱捕滥猎、滥食野生动物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几乎公开的群体性行为，且愈演愈烈。

10年内勺嘴鹬可能消失

此次东方白鹳遇害的渤海之滨，是候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今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对东亚和东南亚潮间带栖息地特别是黄海、渤海地区的状况作了分析。报告显示，这条迁飞路线上水鸟物种总数是155种，至少33种是全球受威胁的或近危的物种。

报告评估了路线上388块有水鸟的海岸地块。在这些地方观察到的水鸟数量，每年下降5%-9%，是“地球上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罕见的”。

下降最快的是目前已经极度濒危的勺嘴鹬，以年均26%的速度消失。据预测，它将在10年内灭绝。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为，整个迁飞路线的海滩及邻近地区都存在捡蛋、毒杀等人类行为，但栖息地的消失可能是最大威胁。过去50年，中国海岸湿地消失了51%，日本消失了40%，韩国消失了60%，新加坡消失了70%以上。

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专业硕士、赴大港参加东方白鹳救助行动的志愿者雷维蟠就此指出，比防盗猎更重要的，是“保卫每一处迁徙中停地的存续和质量”。

他主张对重要的候鸟中停地——如大港湿地，进行抢救性保护。他说，我国前辈学者抢救性地倡议划出了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起了很大作用。但当年没有考虑到候鸟迁徙路线，这是现在迫切需要做的。

湖南猎鸟事件后，10月底，30多个爱鸟机构联名发出公开信，呼吁建立候鸟迁徙廊道自然保护地管理机制，为候鸟的生命通道保驾护航。

他们认为，我国在候鸟繁殖地、越冬地设有自然保护区，但对迁徙廊道的重视程度则远远落后，希望打破地域界限，建立候鸟迁徙廊道的自然保护区。

“这是一条重要的候鸟生命线，却布满了鬼门关。”公开信说。

不少地方对野生动物调查工作“不闻不问”

有时，看似“绿色”的人类行为也会对候鸟产生伤害。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为，风力发电设备紧邻鸟类栖息地，就会构成威胁。

不少鸟类爱好者见过野鸟撞击风车后的惨烈死亡。猛禽康复师张率说，很多海雕、秃鹫直接被腰斩。在日本，一个解决之道是为叶片涂上警戒色。

而人类猎鸟的陋习，还很难找到解决之道。每到候鸟迁徙季节，候鸟遇害事件此起彼伏。上月底，多起猎鸟事件后，国家林业局紧急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表示，近期发生的多起大规模猎杀、滥食候鸟等案件，情节之严重、行为之恶劣，令人极为震惊。这损害了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建设成果，也给国家声誉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印红说，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在不少地方仍处于“十分薄弱的状况”，希望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像对待植树造林、森林防火工作一样加强这一职责。

她批评说，国家林业局1995～2003年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时，就要求各地掌握本区域野生动物基本情况，2009～2011年又连续3年提出要求，仍有不少地方对这项工作“不闻不问”，其结果就是不知本地有哪些区域、通道、环节需要加强保护，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也就无法落到实处。

她点明的另一个问题是基层保护管理体系不健全，没有组建巡护看守队伍，不能及时发现、制止、打击违法行为。“只是在媒体舆论曝光后才被动采取措施，但已无法挽回造成的资源破坏。”

印红说，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要特别重视依靠群众，提高全民保护意识，这将“达到我们自身力量难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国家林业局监督检查组已赴各地督查，直至2013年春季候鸟迁飞结束为止。

搜救东方白鹳的志愿者康大虎关心的是，尽早建立中国的野生动物救援体系。他说，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我们动物保护的短板就出现了”，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缺乏专业的应对体系和人员储备。

他认为，这次事件中政府部门和志愿者的反应很快，而且通力合作。若非如此，损失更大。

南开大学博士生莫训强说，回顾东方白鹳救助过程，很多方面的正能量起了作用：政府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志愿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专家团队的专业指导、媒体的正向引导和呼吁。天津环保人士赵亮也认为，这堪称“美丽中国”的大港版本，其中包含了民间生态意识的觉醒，包含了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

令他们痛心的是，这次在大港打捞了20只被毒死的东方白鹳以及大量的其他鸟尸。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投毒者将受处罚。一个可供参考的判例是，2000年，吉林两名农民毒杀了16只东方白鹳、6只野鸭和两只苍鹭，被判有期徒刑12年。

另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颁布于1988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有待修订。

雷维蟠对记者举例说，极濒危的勺嘴鹬没入名录。名录颁布时，白鹳被列入一级保护动物名录，东方白鹳当时被认为是白鹳的一种，如今却被公认只是近亲。

无论国家是否“一级保护”，东方白鹳的珍稀都是名副其实。它的全球数量据估计在2500只以下，且仍在减少，极小的伤亡对整个物种也是重创。

中国科学院大学鸟类生态学研究生朱磊痛心地说，在天津发生的事件，几乎造成1%的东方白鹳丧生。

这些羽毛黑白分明的大鸟原本只是过客。像往年一样，它们历经千万里飞行，在这里歇脚，准备下一次起飞，却陷在寒冷的沼泽深处。搜救者不难判断它们死前的痛苦：有的嘴里含着毒鱼，有的嘴角流出液体，有的张着翅膀，保持着飞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