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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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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城市化陷阱”是场幻觉
时间:2012-06-19 10:10:19  来源:中国网 
城市化是农民投奔自由、追求幸福的自主行动的结果
  从典型意义上说,城市和传统乡村的确是两个世界。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物质匮乏,几乎没有财富积累,穷富等级比较固定,公共生活领域狭窄且受宗法关系控制,人无隐私和自由可言。此外,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内部几乎没有市场交换,外部交换主要和达官贵人的奢侈生活有关。出身农村的青年对物质匮乏有一定了解,但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其他特点实际上没有亲身体验。他们没有在农村谋生的经历;养家谋生的是他们的爹娘。
  传统乡村社会,除贫穷之外,一般老百姓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起码自由的人身束缚之中。长辈对晚辈的指教天经地义,而族长、乡绅的金口玉言比法律还厉害。这里有一种无形的强制和普遍的压抑。美丽的乡村风光早已引起人们的视觉疲劳,并不能丝毫减轻他们的压抑感。在这种生活中,人际之间的恐赫、强制和各种奴役性的潜规则所带来的精神折磨,远甚于物质贫穷的痛苦。我再次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活不是《艳阳天》、《创业史》和《刘老根》里描述的那种生活,而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生活,是《红楼梦》里焦大、刘姥姥和佃户们过的生活。
  正因为乡村社会的人身束缚具有普遍性,人们可能熟视无睹。一辈子在乡村的人们可能对生活没有多少抱怨,以为那是老天注定的。
  但人们只要有了城市生活的体验,便会发现城市生活的魅力。城市经济需要专业化合作,至少在技术上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基础。生产一台汽车,方向盘制造和车轮毂制造在技术上一样重要。城市生活能保有隐私也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就连一定历史时期狠不过的城市资本也不大会侵犯人们的隐私权。隐私是一个自由的心理空间,这种东西在传统乡村社会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城市的货币交换还放大了人的能力的差异,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和普通人相比,所获得的财富可以有天壤之别,而乡村社会里人们能力的差异不过是多种几亩地而已。
  城市社会的魅力不止于此。年轻人喜欢谈爱国,其实真正的国家观念不是来自传统乡村社会。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有宗法观念,有皇权观念,有自然神的观念,这些观念基于外在的、前世发生的力量的统治,人们很难反抗。同样地,人们也不会有真正的国家观念;爱国其实是爱皇帝。只要皇帝倒掉,“国家”就崩塌,人们就服从新的皇帝。所以,在古代,游牧民族容易征服农业民族,因为游牧民族比农业民族有更强的地域观念;在近现代,工业民族更容易征服农业民族,因为工业民族的城市治理半径大,市场交易范围广,百姓具有真正的国家观念。这是解释中国过往历史的一种基本观念。西方人对中国一次次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是西方人有三头六臂,而是中国百姓在不清楚皇帝是谁的时候,缺乏真正的“敌人”的观念。乡村社会的人们常常在家族械斗时更容易主动赴汤蹈火。近代早期,我们的士兵在战场上可以朝天放枪,那无论多么先进的武器都排不上用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逐渐有了近代工业,黄埔军校又传播了新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知识,国家观念开始普及,中国人的战争能力才强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就要爱工业,爱城市,爱市场,就应仅仅把把农业当做国家的基础,而不是基础上的大厦。
  概念的讨论需要极端,而实际生活是模糊的。若做世界比较,中国的城乡关系在历史上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宗法关系限于乡村贵族,而我们的宗法关系具有普遍性。我们这里是家国难分,只不过所谓“国”是皇帝的天下。一个村庄是小的宗法共同体,全天下则是大的宗法共同体。所以,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介匹夫也可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这个天下多是皇帝的天下。如今搞市场经济,这倒成了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宝贵历史遗产。因为这个历史遗产,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在三五十年里赶上中国实在不容易。但我们千万不要盲目陶醉,以为这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优势。统一性只是外壳,如果没有现代性的内涵,没有市场关系的引入,我们断断不会有今天。但总体上我对中国的前景很是乐观。
  即使在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也是灰色的。真正的传统村落越来越少,而我们的城市也不见得完全见不到宗法关系的影子。要知道,我们如果对城市生活不满意,其实你讨厌的恰恰是城市的乡村烙印。例如,最令刚进城的农村出身青年人窝心的是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人们感觉到种种潜规则的起作用,透明天花板压在头顶,职场是一个个土围子,有的职业领域除非你有特俗背景,否则就别想进到里面去。面临这种局面,年轻人不免沮丧、愤懑,乃至绝望。若回到乡村,发现那里发生了变化,金钱关系裹挟着宗法因素,温情的亲情面纱被斯得七零八落,也落得心灰意冷。有的乡村开始给8岁孩子做寿,甚至给家养牲口做寿!两厢比较,彷佛在“不同人间切换”,且不知何处是个归宿!其实,这不过是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瑕疵而已,能让我们心灵安家的,是让我们的乡村超着现代化继续奔跑!
  当然,几亿流动人口有自己的困惑和彷徨。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让他们一剂服下便心爽气清。中国需要进一步现代化,且能够现代化。未来我们的城市会更多、更大、更加现代化。我们也将保有乡村,但现代化的乡村是城市的延伸,现代农业是城市食品市场的第一车间,而不是改头换面的宗法关系的堡垒。乡村经济将全面被现代信用关系所覆盖,城市所拥有的隐私保护和自由心灵空间也将延伸到乡村。这个过程不会太快,但趋势却不可逆转。
  乡村牧歌是诗人虚幻飘渺的憧憬,而牧歌的自由精灵隐藏在城市。我们要吟唱传统乡村社会的挽歌和城市生活的牧歌,在时代咏叹的二重奏之中,确定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归宿。
  二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除过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必要性认识模糊以外,还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只是这种城市化不是很实在,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个速度的确不算低,超过了美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按我的测算,如果继续保持既有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2年达到70%,城市人口在大部分年份每年增加1600万左右,农村人口每年减少约1200万左右,峰值是1357万。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则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约2000万,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300万直至1600万。这个速度我们的城市能承受么?
  按前面的假设,到2032年,我国城市就业增长率从2.7%会下降到1.6%,平均年递增率为1.7%。这个时期我国的GDP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每年按9%算,那么,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平均为0.19。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增长0.19个百分点。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1919年至1957就业增长率平均为1.89%,扣除物价因素后,GDP实际增长率3.94%,弹性值为0.48。这就是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中国的2.53倍![1]我们很难用中国比美国科技进步更快来解释这个巨大的差异。我倾向于按中国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来解释这个差异。由我领衔的课题组的农户调查(10个省的约1000个农户)表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0%以上。粗略计算,如果城市职工普遍这样超时工作,意味着全国减少6000万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的速度还可以更高,城市化率每年可提升到2.5%以上!这难道还能说我们的城市缺乏就机会么?
  三 说中国城市缺乏土地,因此不能快速城市化,更缺乏依据。我们知道,一平方公里一万人的人口密度,是花园式城市的标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在3000人/平方公里左右,常说没有土地的东部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西部还低。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我的测算表明,我国城市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6。[2]这些事实表明,我国城市利用现有土地还可容纳1倍以上的人口!此外,我国现在农村村落面积是耕地的面积的13.3%,而日本的同一数据在1954年是6.8%。[3]我国村落占地17万平方公里(包括村庄内企业占地)通过有计划的村庄整理,至少可节约1亿亩土地,城市扩张怎么也用不了这些土地。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以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做比较,我国GDP每增加1%,所占用的耕地是日本同一数据的10倍左右。我国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实在太差。
  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要赶上美国的的人均收入水平,还需要约30年时间,那时,中国的GDP总量要比现在增加270万亿人民币。中国的土地资源能允许我们再生产270万亿GDP么?这个也不是难题,关键是要调整国土资源的使用格局。
  中国GDP总量的90%以上主要靠城市经济部门生产出来。各类城市主要集中在平原、河谷地带,其周边土地大多是我国的优质耕地。这些城市经济部门占了大约1亿亩土地(大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1亩地产出GDP近50万元。近些年国家对农田占用严格管控发挥了作用,每新增1亩建设用地产出GDP约220万元。按这个数据推算,我国GDP总量达到350万亿,还要占用优质耕地1亿亩以上。我国优质耕地每亩可产出粮食约1吨,这意味着要损失1亿吨粮食产量,占到现有粮食产量的18%左右。
  1亿吨粮食能不能用其他土地生产?很难。我国土地品质差异很大,山区土地的粮食产出往往是优质耕地的1/3左右。山区土地灌溉困难,又因为土地分割细碎,机械化耕作不易,且离市场比较远,综合劳动生产率低,农民耕作的成本很高。这是山区土地被撂荒的主要原因。所以,扩大山区土地利用来增产粮食是行不通的。
  依靠土地整理来增加优质耕地,是我国近些年努力做的工作,其主要办法是提高土地的平整度,增加灌溉设施,便利机械耕作。但我国水源较好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土地整理的潜力,其他地区即使花巨大代价整理出可灌溉的土地,水源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好的办法是限制平原、河谷地带城市的继续扩张,依靠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办法来提高这些城市的经济规模。可以通过努力将大约1亿亩现有仅城市经济部门用地(大于统计概念的城市建成区)的平均GDP产出能力逐步提高到210万/亩,还有约10万亿的GDP靠农业部门提供,另外100万亿的GDP则应通过山区非农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来提供。考虑到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这种估计不算冒进。
  经济地理专家把我国土地资源按人口居住适宜程度分为5类,分别是“高度适宜地区”、“比较适宜地区”、“一般适宜地区”、“临界适宜地区”和“不适宜地区”。从长期看,后3类地区的人口要大幅度减少,90%以上的中国人会居住在前两类地区(现在接近20%)。国土的直接经济利用价值主要是前两类土地。
  我国高度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约14亿亩,现有农地约10亿亩左右,这些农地或已经是高产优质农地,或有可能被改造为优质耕地。这部分土地目前承载人口约4亿,在保持耕地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1倍达到8亿也不是问题。这10亿亩农地应主要满足国人的粮食、蔬菜、淡水养殖的需要,是中国人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再不敢多占耕地用来搞建设。
  我国第二类土地,即“比较适宜地区”,一共有42亿亩土地。这些土地大约2亿亩为城乡建设用地,约8亿亩为耕地,其余多为林地和未利用土地。让中国经济今后30年里活起来的土地正是这一部分。目前农民撂荒的耕地也是这个地区的土地。在这部分土地中,如果盘活现有2亿亩建设用地,生产出来100万亿GDP绰绰有余。这部分土地还可以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发展低密度住宅,满足中国中产阶层对独东房屋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林,增加替代粮食的农产品。土地资源的数量满足这两种需求没有任何问题。
  四 城市住房和能源也不是问题。
  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市民都买不起房子,难道农民进城能解决居住问题么?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按前面的测算,我国今后城市新增人口需要500万套住房,按每套房子50万元价格计算,需要资金2.5万亿,而2009年我国住房市场的总规模是6万亿!这其中包括了住宅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事实上,在中小城市,一套住房的价格在20万元左右。我在山东省的调查发现,若不考虑地价,农民按照政府的规划在小城镇建造一套独栋房子的费用仅仅13万元,其中还包括了住宅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因目前城市的过高房价,别说农民不能进城,连城里人也要跑到农村去。我相信,政府但有所作为,房价一定会降下来。
  关于城市的水和能源的供应,也要正确认识。按目前的情形,农民使用生活用水和生活能源,其绝对水平比城市低,但是,除非农民保持很低的生活水平,否则,一旦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像城市看起,其对能源的消耗和水的消耗要高于城市。能源的供应效率、水处理及其水的再利用的效率,城市水平要高于村庄。我国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已经到45%以上,而农村几乎没有污水处理系统。农村地区的工业用水也比城市浪费。既然我们要农民也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现代化的成果,那么,还是城市化更加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
  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不算冒进。一些地方可以更快一些,而农业主产区和边远地区可以适当慢一些。当务之急是要纠正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做法,让我国城市化积极稳妥健康地发展。
  记:此评论发表于近期了望中国,有的片断过去发表过.数据分析只是讲一种趋势,算不上严格的统计计量研究,请阅读此文的朋友一定注意.
  [1]这些测算的依据是:《中国统计年鉴(2009)》、《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
  [2]测算依据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
  》、《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3]《英美法日德百年统计提要》统计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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