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当“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现代化推进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生活、生存与发展，不能满足大多数人对富裕的期待与需求问题时，矛盾、冲突与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

　　“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既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要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所经历的社会现代化，又要在同一过程中消除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风险”。

　　社会秩序的构建有一个过程，只有当“社会秩序”的理念与要求转化为一种制度与规则，尤其是内化为公民的一种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时，整个社会的运行是自然有序的。

　　加强社会管理已成当前社会重大课题，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社会管理的本质是什么？加强社会管理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怎样加强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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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作为认识加强社会管理的新视野，客观上在于后全球化时代凸显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需求，同时得益于奥地利学者布列斯基的启发

　　2010年10月，布列斯基（Michael Breisky）的新著《WELCOME TO POST-GLOBALIZATION》（迎接后全球化时代）影响很大。布列斯基是前奥地利驻美国大使。他从2008年金融危机对奥地利经济的影响，人性、人的价值的丧失提出“后全球化”，并提出他对“后全球化”的基本看法。我认为，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有三：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开始解体；二是“社会现代化”成为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难题；三是由于人类生存的资源与空间（自然与社会空间）的约束，而引导人类走出地球，开展太空探索的竞争。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那么随着2008年美国的次贷风波进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趋势正在扭转：（1）全球贸易、资本流动与移民数量都在减少；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峻；（2）全球领导力与国家间的协调性也在下降：七国集团（发达工业化国家集团）与二十国集团（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组成的集团）无力对这场危机做出有效回应，所能做的只是扩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美国地位下降，金融秩序由单边支配向多边作用过渡，世界模式多样化进程加速推进。

　　在21世纪，现代化的逻辑已凸显了社会现代化的特征与趋势。社会现代化不同于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或者说不同于以工业化、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主要有三个明显特征：（1）社会现代化将现代化的重心由经济、技术、知识转向社会、社会发展。（2）社会现代化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重构当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革命。伴随着“后全球化”的到来，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论”正为“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所取代。在“后全球化时代”，公民更关注，更重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质量。（3）社会现代化本质上标志着全社会公民对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的期望与提高。

　　当“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现代化推进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生活、生存与发展，不能满足大多数人对富裕的期待与需求问题时，矛盾、冲突与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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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防止利益“世袭化”，重建社会公平的现实

　　“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既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要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所经历的社会现代化，又要在同一过程中消除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风险”。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共时性矛盾。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融为一体，使当今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发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不同阶段的改革，总有一些前一阶段未解决的矛盾在下一阶段凸显出来。如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负担过重、征地拆迁安置、贫富差距等问题，一旦解决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而且规模很大。随着改革的深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法制不健全、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社会管理方式落后、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人民群众在资源分配、市场占有、生产经营、劳务关系、收入分配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等方面的利益矛盾逐步凸显，且具有广泛化、深刻化的特点。

　　社会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防止利益“世袭化”，重建社会公平的现实；通过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引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协调，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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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全球化时代社会管理的系统目标是：共识、秩序和规则。该系统目标也是一个三维的坐标，在整体上、在社会发展的深层影响着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

　　后全球化时代社会管理的系统目标是：共识、秩序和规则。该系统目标也是一个三维的坐标，既有不同的取向，又互联、互补，在整体上、在社会发展的深层影响着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完善社会管理，维系社会安定团结”。

　　很显然，“维系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核心内涵，

　　西方学者对社会秩序的论述，从“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到亚当·斯密关注的人类理性选择的自发倾向的秩序论，从哈耶克的自发的秩序和人造的秩序到吉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再到福柯、布迪厄对空间秩序的强调，为我们研究社会秩序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方式。

　　在中国语境中，很多中国学者试图从儒家文化的社会建构、家族主义、中国人的天命观等传统文化资源来解释中国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中国社会的秩序是如何运作的。这一解释思路通过对人情、面子、日常权威、关系等重要概念的重新诠释和概念框架的重新建立，来解释中国社会秩序是如何运作的，体现在费孝通的乡土社会、苏力的本土资源论、秦晖的“小共同体”理论等。

　　社会秩序是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社会需要秩序，才能使自己的生产、生活、交往、合作得以正常进行，人的权利、自由得以顺利享有和实现。在维系社会或共同体内部关系正常化的层面，秩序的价值表现为让权力结构能够维持现有状态，并正常运行。

　　转型社会的社会秩序的构建是一个过程，只有当“社会秩序”的理念与要求转化为一种制度与规则，尤其是内化为公民的一种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时，整个社会的运行是自然有序的。

　　当前，我国正在由经济增长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并重发展的模式，并将最终转向社会或者说社会现代化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为了适应这一转向，合理的社会管理创新，既不可能恢复改革开放以前那种政府对社会实行全面掌控和行政支配、“国家包办社会”的方式；也不应该继续放大近二十多年来某些重要社会领域由市场左右、“把社会扔给市场”的方式。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总的趋势上应该要建立以社会规则为特征的社会管理，通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法律法规、政府政策与行动、资金以及税收与福利分配等手段和途径，监管和规范各种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组织与规章、风俗习惯等，从而影响个人、集体与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解决社会分化等所导致的过度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有序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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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要从社区、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安全等层面加强建设，形成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善治”新格局，更应抓住影响“共识”、“秩序”、“规则”三维坐标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

　　后全球化时代，要实现上述社会管理系统目标构建，不仅要从社区、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安全等层面加强建设，形成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善治”新格局，更应抓住影响“共识”、“秩序”、“规则”三维坐标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如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社会诚信危机等，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进而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共识”、“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这也是“十二五”乃至今后10-20年，中国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重建社会诚信体系，化解社会“公信力”危机，夯实社会管理的基础。社会诚信、社会“公信力”是推进社会管理的思想精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可以说，这场信任危机已由10年之前的“诚信”危机，演变成如今的社会“公信力”危机。一个丧失公信力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社会。 10年前，我在《诚信，当代中国最稀缺的资源》等文章中，已大声疾呼：国民都要行动起来保护“诚信”资源，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并提出：（1）从社会结构功能的互补、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层面上，为保护“诚信”资源，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奠定基础；（2）建立“企业资源信息网”、“个人信用信息网”、“行业诚信信息网”，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3）发挥道德示范作用，培育市民诚实守信的思想品德。

　　可以说，社会诚信体系建起来了，社会服务才有效，社会才有序，社会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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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是社会的核心基础，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远的。要以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为抓手，提升社会管理品质，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建设

　　企业是社会的核心基础，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远的。企业的诚信、企业的道德、企业的责任如何？对社会诚信乃至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具有根本的影响。所以，加强社会管理要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抓手，在提升社会管理品质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建设。

　　2006年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纪元年。这一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增强包括企业在内的公民和各种组织的社会责任。

　　如何引导更多的企业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安全放心产品，能让消费者利益得到保护、社会公平公正得到维护？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便是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报告制度建设，并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估，以把握不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同特点、不同水平，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

　　但是，当今中国企业还处于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初级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布、验证的信息披露体系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2011年8月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报告》显示，截至6月30日，A股上市公司发布各类社会责任报告共计531份，其中不及格报告为435份，不及格率81.92%。这份研究报告统计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531份占国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总数的七成，上市公司已经成为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主力军。而在上市公司482份独立报告披露指标中，责任管理信息披露最优，员工客户的管理信息较多，公益管理信息和社区参与信息表现不足。战略信息披露一般较为全面，但质量有待提高。绩效信息披露最差，信息披露不平衡，缺少关键绩效指标，指标的平衡性较差。

　　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既是在引导企业积极为社会尽职，培育更多的“道德企业”，让企业能更好更多地赢利，同时也是从源头上关注民生，能让老百姓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能让社会公众享受“道德企业”给社会带来的实在利益，进而促使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

　　（鲍宗豪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