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改革普遍关切，对当前改革的出路，理论界和实践界提出了许多方案，有的提出要从顶层设计入手，有的提出要从增加改革动力入手，有的提出重启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主张不一而足。面对种种主张，《人民日报》发表了“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评论员文章，将改革决心昭然于世，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改什么、如何改、谁来改。在深入实践的观察研究中，笔者认为改革中有三种倾向值得反思。

第一，片面改革的倾向。笔者长期研究中国干部选任制度，纵观各地干部选任中的一些创新作为，其中也不乏“难言之隐”。以竞争性选任创新为例，全国各地都在推进各类干部竞争性选拔，有些地方把党的部门负责人（经常是副职）的职位拿出来竞选，一时间改革风起云涌。如果只图干部比例的扩大，而不问哪些岗位、哪些层级必须开展竞争性选任，可能就会出现该选的不选，不该选的大秀民主劳民伤财。比如党的部门负责人该不该公选、公选的范围边界在哪里、成本如何计算等都值得考量。原因在于党的部门负责人应当严格对上负责，若由全国公选产生，带来的恐怕不是效率，而是责任关系的混乱。正是这种倾向影响下，中国的改革出现结构性困境：对于改革的总体影响关涉不大的部门性、区域性的改革，有声有色地推进着；但是，涉及整体性的或顶层设计的改革，则犹抱琵琶疑虑重重，改革出现非均衡性发展。

第二，恐惧改革的倾向。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许多干部从经验出发，认为吃力不讨好，而且还容易陷入僵局。笔者长期在基层调研，感触最深刻的莫过于部分实践层面的领导人对于有关机构改革的疑惧心理或抑制态度。以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乡镇事业单位八大员改革（原八大员改革就是涉及面较广、影响深远的一次试点，但总体改革相对滞后，仍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关于“八大员”的社会保险专项政策和出路问题）遗留问题多，尤其是不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由于自身经济发展和解决问题的可资利用资源配置能力有限，改革对象群体性上访成为县乡镇不稳定的因素。用一些干部的话说，“凡涉及人的改革，都很难”，有的地方干部还明确表示，“经济改革可以做，政治改革要三思而行”。还有的干部认为这项探索是“改革成本付出了，但人一个都没有裁掉”。基层对涉及实质性改革表现出了退却和恐惧，任剑涛对此有一种评判，“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难以确定性质、无法有效把握、更难有序推进、难以预料后果的阶段，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改革进入深层次之后的总体处境”。

第三，碎片化改革的倾向。碎片化是《破碎的民主》作者卡蓝默发现1945年以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破碎的民主”事实，以此提出破除民主迷信论。而在实践中学者所说改革碎片多指，改革成为部门化改革，一说起改革就把它当做一项具体任务落实到部门，于是部门成了制度改革的主体。它最大的危害在于陷改革于私利之中，而忽视改革的公利性，成为束缚改革动力的绊脚石。事实上碎片化改革还包括一种乱象，基层创新多、高层改革难的困境，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改革试点时风生水起，但试点成果并未纳入法治化制度化的框架之内，好的改革办法和措施有些夭折了，有些耗散了，甚至有些被叫停了，从而造成了改革的破碎与反复。它的危害在于陷改革于无序之间，长期的双轨制度运行使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

纵观世界改革的实践，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政治改革要防止上述三种倾向，就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走出激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困境，要从中国社会的结构立足，从中国传统政治实践和西方历史与思想资源中汲取改革的营养和矫正改革中出现的制度好，执行难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政治改革不能忽视受到西方冲击之前的前近代的中国历史因素的基础，只有懂得了这一点，也才能更深切地认识到当前制约中国政治社会的伦理因素，例如血统、地位、权势比个人的人格、见识、能力更受到重视，私人情面优先于工作需要等，对这些陋习应尽快进行制度约束和改革方是真正的出路，而这也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关系”的民主化才是捷径的关键所在。

二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在于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发展。政治与行政协调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普遍原则。早在20世纪初期，古德诺放弃了传统政治学上立法、行政、司法的三分法，而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发挥，他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者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认为政治是民意的表达，行政是民意的执行，并且提出要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发展有两条途径：政治适度控制行政，行政要适度集权。同时，政党在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中发挥外部的调节作用，它的深刻性在于揭示了政府体制的科学内涵。但是从已经进行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实践来看，此前的相应改革沿循的是一条从行政到政治的被动轨道。以至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误读：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这是目前中国政府改革的僵局。

三是明确政治改革需要学术理性的参与。学术是政治的根基，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或两者脱节都无助于国家的发展。学术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于学术，政治就无“体”。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繁荣社会科学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作为文化产品创作发展重要领域，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这是对中国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智慧认同。文化必定是以经济、军事、政治等为其因素，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构成文化的因素，文化失去了这些因素就会空虚。在学术层面上，政治研究应该是一种历史研究，学着去理解的是一个政治传统，一种具体的行为样式。在政治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必须考虑的部分，反思政治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其目标是考虑政治活动本身在我们整个经验地图上的位置。不能指望政治哲学增进我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成功的能力，但耐心分析与政治活动相关联的一般观念，有助于我们较少被模糊的陈述和不相干的论证所欺骗。这正是当前政治改革中要加强真学术参与的根本所在。因此，政治改革的前提离不开学术的改革，努力提高社会科学创新的能力，促进社会科学学术原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也是当前政治改革的一大重任。（李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