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主要冲击了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现在实行的社区体制改革，开始冲击计划经济的社会体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马仲良研究员日前在接受《城市化》杂志专访时一语中的地说。他强调，社区自治就是老百姓当家做主，要真正让居民有幸福感和归属感。

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化解社会矛盾

    从上世纪80年代，马仲良开始社会建设方面的研究。多年的专注让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看到社区随着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马仲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研究社区建设，他经常深入到全国各地城乡社区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建立现代社会的城市社区体制》、《社区教育与学习型社区建设》、《中国社区建设》等著作，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较多有影响力的刊物发表多篇文章，在北京和全国有着较广泛的影响。

    谈及社区建设在城市化中的作用，马仲良说：“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的不仅仅是建筑、道路等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人的文化观念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时代性变革，社区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他深有感慨地说：“从事社区建设研究这些年来，我深刻感到，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

    对于如何进行社区文化建设，马仲良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就是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体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比如望京街道社区通过举办文艺演出，吸引居民参加社区活动，使社区生活非常活跃。怀柔区泉河街道社区通过举行“邻里节”、举办“百家宴”，让邻里之间像一家人似的。平时，社区还会举行扭秧歌、跳舞、唱歌、绘画、书法等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增进居民间的感情，加强社区凝聚力。

    其次要注重在开展文体活动中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居民思想道德水平。马仲良举例说，很多社区开展志愿者活动，扶老携幼，照顾孤寡老人、残疾人，这些抚慰困难群体的活动，体现了助人为乐、关注社会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天桥街道多年来坚持开展学雷锋志愿者活动，受到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

    第三是开展学习型社区建设。学习型社区是学习型社会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联合国1996年发表的报告书预言，21世纪是人类走向学习型社会的世纪。学习型社会不仅把学习活动从学龄阶段扩大到人的整个一生、从学校扩展到整个社区和社会，而且把学习的内容从仅仅注重学习知识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学习，并成为一种社区管理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整个社会通过提高人的学习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人的素质，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建立人们的和谐关系。马仲良说，这是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把建设学习型社会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原因。“通过相互学习与沟通，用协商的办法化解因为养狗、停车、收入差距等原因产生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也是学习型社会最突出的特点，以及学习型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四是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增强社区凝聚力，形成共同愿景，即社区的共同价值观，使社区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是社区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最高境界。他解释说，社区的本质不是一片居住区，而是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利益共同体。由于我们的公共服务、居住条件有限，再加上市场经济造成人们之间很多利益冲突，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隔阂。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以多种协商民主的方式，让大家消除隔阂，减少冲突，守望相助，荣辱与共，把社区真正当做自己的家，最后达到社区和谐。

    “可以说，这四方面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也是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各种矛盾冲突的很重要的方面。它的深刻意义就在这里。”

社区自治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强调社区文化建设的同时，马仲良认为，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社区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没有社区体制的变革，城市的社会管理体制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变革。对于正在各地开始实行的社区民主自治，马仲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次冲击，是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管理体制变革”。

    他说，过去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企业的行政化管理，另一个是对社区的行政化管理。对企业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它越来越趋于僵化，所以我们从经济领域打破原来计划经济的禁锢，开始搞市场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社区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基本上实行行政化管理，老百姓缺乏社区建设的主动性，没有民主自治的机会，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行政化的社会管理体制。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主要冲击了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体制，现在实行的社区民主自治开始冲击计划经济的社会管理体制。”

    就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管理实行政府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控制型管理体制，马仲良认为，这是因为建国初期为了尽快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结构导致的社会混乱，它使我们迅速实现安定、稳定的社会局面，但是这种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马仲良看来，“怎么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极因素，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目标。在基层，怎么让广大居民参与社区管理，让居委会真正成为群众自治组织，是改革的重点。我们要把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变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既有活力，又有统一意识的民主集中的体制。”

    他介绍说，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27号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从三个方面加强居委会建设，一是加强社区居民依法自治，就是加强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二是社区居委会要协助政府搞好公共服务，当好政府的助手；三是社区居委会要代表老百姓监督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工作。“这个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的社区工作者都在学习这个文件，按照文件精神促进社区居委会建设，促进社区民主自治。这样一种新的体制，将以往政府说了算变成居民广泛的参与。现在北京的社区居委会都在进行新一届民主选举，就是社区体制改革的体现。”

    马仲良提醒说，在体制变革的过程中，始终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强调党的领导而否定社区民主自治的意义，认为在社区老百姓不可能自治，居民应该是政府的“乖孩子”，要由党和政府说了算；二是片面强调居民自治而否定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认为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共产党是代表老百姓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先进性政党，跟老百姓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我国是多民族的人口大国，处在快速变革时期，利益冲突多而复杂，如果没有党站在一个全局和长远的利益来协调，很容易产生严重的社会冲突。

    他强调，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社会管理体制变革中要克服脱离我国国情的极端思想的影响，这是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要注意的问题。

农村社区建设要扬长避短

    在我国城市社区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社区也出现了急速变化，城市化正在使大片农村变为城市，许多村庄转为城市社区。马仲良表示，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进步，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变革。

    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往往在形式上进入了城市，生活习惯还是农村的。比如，有些人在阳台养鸡、养猪，有些人在楼道乱堆杂物，产生很多环境卫生问题和扰民问题。“这就要推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变革，因为农村生活有更多的分散性，而城市化要求有一个规范、文明、统一的公共规则。”
“同时，也要保持和发扬农村社区的优点。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在那些农村转化过来的城市社区中，仍然保留着农村社区的传统：有老人病了大家都去看；救护车来了，人们主动去扛担架；谁家生了小孩，大家会提着鸡蛋等去祝贺；有了丧事邻居们都去慰问。这种亲情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般城市社区难以做到的。”

    “所以，在农村社区的建设中，既要发扬传统农村社区人与人之间密切关系的优点，又要克服其相对于城市化生活落后的、不文明的一面。这些都需要教育、引导，需要社区工作者做一些工作。我想，这也是当前城市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他还表示，在社会流动性及信息的沟通方面，农村社区相对比较封闭。而城市社区处在科学技术和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民主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具有开放性。农村社区的建设也要像城市社区一样，不仅要打造城市化的硬件设施和环境，同时也要搞好社区文化建设，用新的、现代化的观念来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