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中，城市的作用最为明显，因为城市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载体。研究表明，每提高我国城市化率一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要提高0.8至1个百分点。换句话说，服务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国内外实践也证明，城市群的空间演变与服务业的发展紧密关联，城市群的结构优化和功能升级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技术流的自由流动。服务业已成为联系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纽带和血脉，没有服务业的发展就没有城市群的崛起。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指出，1980年全球的服务贸易总额为3800亿美元，1990年达到1.9万亿美元，10年内增加了4倍，可见在当前的世界贸易中，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但直到去年底，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超过了1万家，可服务贸易总额只有403.3亿美元。这一巨大的数字差距反映出以服务贸易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在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提示了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力点。

    发展现代服务业还是新时期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在过去30年中，长三角地区的部分城市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解决了我国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数据显示，通过发展加工贸易，长三角和珠三角共为1.2亿农民工提供了工作岗位。而现代服务业不消耗能源，不带来危险，只要有好的理论、思想、智慧，就可以设置工作岗位，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从全球业务流向看，服务外包市场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明显，已达6825亿美元。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徐匡迪指出，在城市群发展中，有个“大城市连绵区”的提法，展现了大城市连绵区内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如，美国东北海岸的大城市连绵区面积为18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国土面积2%，但通过各种现代服务业，集聚了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美国近25%的GDP。欧洲有八个城市连绵区，以伦敦及其周边城市组成的英国东南部连绵区为例，集聚了英国25%的研发活动，拥有人口1898万，实现了英国15%的GDP。而日本以东京为首的东海城市连绵区，面积只有全国的1/5，但集中了全国就业人口的2/3，实现的工业产值为全国的3/4。

    就中国而言，目前已形成三大城市连绵区，分别是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需要怎样的发展模式

    有人提出，中国服务业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比重偏低，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指出，“比重低”还不足以充分反映我国服务业的问题。从发展实际看，我国的服务业和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可比性，所以仅从服务业比重看，难以全面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瓶颈。应当从效率、成本、质量、品种、可及性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在发展服务业时，也不能仅靠提高比重。

    目前，我国服务业存在效率低、及时性不够、服务业内部的产业层次相对较低等问题，导致服务成本偏高、公共服务不足、可及性较差。举例来看，目前我国很多区域都对运输收取过路费，使得物流成本偏高。之前有关方面测算发现，将商品从内陆城市发往港口，其物流成本的比重可能超过了生产成本，最终导致因服务业成本高而影响了制造业的竞争力。

    此外，各方面对现代服务业的理解还存在不同观点。现代服务业到底指什么？与会代表认为，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高端服务业，指那些技术和知识密集度比较高的行业。但还有一些服务业态，则需重新衡量它们的“含金量”。比如，金融业被视作现代服务业，银行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银行早已有之，那么银行所从事的贸易活动，究竟是现代服务业还是传统服务业？这就需要客观看待。对那些操作方式依旧传统的服务业，不能因为其“现代”外表，就忽视技术和知识的集聚，而是要通过现代技术、知识来提高这些服务业的等级，使它们真正成为“现代服务业”。

    就长三角地区而言，经过30年高速发展，整个区域已从地理布局、人口密度、产业发展、经济总量等多方面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但作为举世闻名的制造业基地，长三角城市群也存在工业产业结构偏重、资源能源外部依赖性较强、单位GDP能耗偏高、环境约束性加剧等问题。相比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等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在市场辐射力、产业力、内生创造力，以及文化影响力上都有明显不足。而从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看，这些差距也反映在两个方面：现代服务业产品偏低；区域内统筹协调机制不强，政策制度产业方面的融合发展有待深化。

    要解决这些问题，与会代表建议，应该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内大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在高端服务业上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注重不同城市的分工，提升整个城市群的竞争力。长三角城市群之间产业特点、区位条件和资源基础各有不同，所以在发展方向、发展路径等问题上需要高度一致，但在具体发展时，则要强调优势互补、错位竞争，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空间。

    如何发力算“高端”

    服务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和它发展特殊性规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在周振华看来，服务经济需要的特殊环境应当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如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二是基本的管理制度，包括税收制度、信用制度、监管制度等；三是行业管理制度。笼统来说，服务经济对制度环境的总体要求是要实现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创新化。

    面对现代服务业的“高端”一说，徐匡迪建议，发展高端服务业，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为谁服务”。对现代服务业来说，服务对象除了一般百姓的生活需求外，更要注重对生产性企业做好服务。在世界重要的城市连绵区，都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就是要为这些先进制造业做好服务。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服务”。对那些落户于长三角的总部企业来说，活跃的风险投资业、发达的金融保险业、高效的第三方物流业等，组成了为其服务的要素市场。另一方面，也要注重IT产业对服务业的服务。眼下，国际商贸服务业呈现出明显的信息化特点，智慧物流、电子商务等都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力方向，且此类信息化技术发展，能推动传统服务业迅速升级。第三个问题是“何时服务”。对长三角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来说，要加大新兴服务方式的研发和应用，尽快用到先进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上，贯穿整个生产和服务过程，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与此同时，制度营造也是推动长三角地区发力高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保障。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指出，目前，长三角地区发展服务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已初步具备，但制度环境正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都有与它相适应的特定的制度环境，工业经济环境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制造业改成增值税以后，极大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工业经济的制度化却难以适应服务经济的发展，原因在于服务经济有别于工业经济的工业形态，有它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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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化大都市成为各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领头军”

    国际化大都市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通常指那些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较强影响力、较大人口规模和集聚扩散能力的特大城市，一般具有全球或地区经济活动控制、协调和指挥的作用。国际大都市在国际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一个或多个突出功能，其影响力和辐射功能超越地区、国界，波及全球。

    就产业发展而言，国际大都市在各个国家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世界不少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在20世纪70年代或以前就完成了由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过程。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在这些区域制造业衰败过程中的快速发展，使国际化大都市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领头羊”；并且，由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区域的辐射半径，其辐射力和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强大。

    目前，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北京、上海等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正在不断加速，向着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已经成为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深入研究国外先进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及布局状况，对于国家有效的协调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国门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