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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平: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没有退路
时间:2012-02-29 09:37:28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龙年春来早,今日春色浓。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即将拉开帷幕。今年的两会恰逢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刻,深化改革必将再次成为社会各界、会场内外的热点,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为此,中华工商时报策划了一组三篇独家专访,采访了在国内经济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三位经济学家,请他们畅谈自己的观点看法,其主旨就是要高扬改革旗帜,坚持推动两个健康发展,为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鼓与呼。今日推出首篇,敬请关注。

  龙年伊始,一场有关再改革的话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从中央高层到民间地方,从改革开放起始地的深圳,再到北方滑雪圣地的亚布力。

  2月3日至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东视察时强调,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要继续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毫不动摇、永不停顿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随后,温家宝在中南海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中,温家宝指出,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无论是经济结构性问题,还是分配不公问题、反腐败问题,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15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8项内容成为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

  而来自民间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对市场化改革的呼声,甚至更为迫切。中国应如何加快改革步伐,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启动改革,如何推动和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等等,推动再改革的呼声成为广泛的共识。

  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坚持推进改革。那么,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来自哪儿?改革推进的难点又是什么?未来的改革之路又该何去何从?就相关话题,中华工商时报记者专访了著名经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

  改革步伐放缓缘于阻力加大

  记者: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3年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5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但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推进了30年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子似乎慢了下来,甚至出现了停滞,很多问题,已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您怎么看?

  李义平:30年的改革,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至今日,虽然我们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趋近,但毋庸置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不健全的。有些领域和地方已出现倒退的迹象。市场经济要发挥应有的功能,需要相关的制度载体。

  我们应该看到,历次经济危机几乎都是没有提供否定市场经济功能的案例,世界上现在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积累过程,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现在出现的华尔街的过度虚拟,乃至欺诈,本身是一个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加强监管的问题。

  改革的步伐之所以慢下来,原因是走到今天、改革确实变得更加艰难了。我们是渐进式的改革,渐进式的改革把很多难度大的问题都推到了后来。今天改革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改变。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是大家的共识,但改革走到今天一些人在已有的改革中成为既得利益者。要继续推进改革,就要改变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比如说对垄断行业的改革、资源价格的改革以及政府管理职能的改变等。过去曾经是改革的推动者,今天则成为被改革的对象,随着改革的进行,阻力也将越来越大。

  但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告诉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记者:过去的几年间,中国在财税改革、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在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领域,都进行了甚至是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为什么人们仍然感到不满?是进程太慢还是偏离了改革的方向?

  李义平: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以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是以社会服务的相对短缺为代价的,人民群众以个人承担社会服务和公共事业的形式为经济发展减轻了成本。

  市场经济之下,政府和市场有明确的分工,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有严格的区别。即使在资本主义那种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像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甚至包括住房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政府不仅对私人投资严格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政府投资最多的领域。

  在我看来,人们的不满,很大程度还来自于逐渐扩大了的贫富差距以及各种不公平。例如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资源,不能平等就业,各种行业保护,各种拼爹行为、环境污染等等。我们的改革应当回到人上,经济发展最终是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福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永远都不能偏离这个方向。GDP中对人民群众的福祉是负效应的成分我们宁可不要。

  记者:当下的很多社会问题很突出,怎样看待似乎幸福感在减少呢?

  李义平:幸福首先是一个主观评价。从经济学角度看,最初的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会自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欲望和期待。人们通常会进行横向比较,虽然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和别人相比较时幸福感就会相对降低。另外,经济发展并不能满足人们的所有欲望,很多的欲望是非经济性质的。对于政府而言,要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可以做的就是继续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得更大,这样解决问题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就能更大。同时,还要努力实现社会公正,让大家机会均等、各得其所。同时,还要让民众能够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目前人们幸福感的减少来自于各种机会的不均等,以及改革的成果没有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老百姓。当然,除了社会的原因作为个人也要进行调整,要善于寻找新的幸福的均衡点。

  总之,中国经济的真正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是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世界上没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发展有发展的问题,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要正视问题,坚定不移地推动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市场自我调节机制

  记者:近两年来,还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关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均采取的是政府有形之手进行救市,我国也正是通过4万亿投资的拉动,实现了经济的保八,而这也引发了对市场经济的质疑。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李义平: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包括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怀疑过。当看到最初的资本主义危机后,马克思曾设想通过社会将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予各个部门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但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由于自身组织成本太大而呈现低效,正是因为这种低效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寻寻觅觅选择了市场经济。凯恩斯不像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之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加上危机带来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人们不敢投资,不敢消费。他认为要恢复市场和人们的信心,促成经济复苏,仅靠市场不行,还要依靠财政政策。凯恩斯政策实施的结果是问题接踵而来。

  历史证明,凯恩斯主义确实是饮鸩止渴。本来经济危机就是因为产能过剩,加大政府投资,短期内扩大了需求,但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说滞胀,通货膨胀开始变得严重,而经济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于是在经济思想史上发生了凯恩斯革命之革命。

  记者:怎样面对危机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呢?

  李义平:危机如同人体感冒发烧一样,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千万不能反应过度。感冒本来是排毒,是人体的自然调整,感冒一来就上抗生素,表面上看好了,但其深层次的矛盾却被掩盖。

  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是经济周期中的特有阶段,没有危机,没有破产,等于就是不让市场经济体制工作。危机可以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的产能,在竞争规律的刺激下创新。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危机,我们多少有点反应过度。我们要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留下必要的时间和空间,让市场去调节结构、刺激创新。面对危机我们要完善市场,去健全和修补市场、尊重市场,而不是频繁的、行政干预式的宏观调控。

  面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滞涨,历史上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的应对举措,是对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思想的运用,即国家唯一可以实行的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期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其它的问题让市场去解决,而非频繁的干预经济。同时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的。还有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刺激人们的工作、投资、消费等等,实实在在地增强经济实力。

  记者: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宏观调控,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宏观调控?

  李义平: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因为存在着所谓的市场失灵的情况,但需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需要的是被动的宏观调控,而非主动的宏观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首先是市场配置资源,没有特定目标。实在需要调控的时候,也是有特定的调控领域,并在程序上有严格的限制,没有运动式的手段。即使是启动经济的非常举措,也应着力于改善产业环境和经济秩序,着力于提振信心,而不是着力于支持哪个行业、哪个产业,或者哪种经济成分,例如偏向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忽视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因为实践证明,政府失灵同样存在,干预太多就会适得其反。

  但眼下的问题是,本来应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如一视同仁的平等进入,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对竞争秩序的规范以及医疗、教育等方面,政府做得不够;而政府又做了很多在市场经济下本来不该政府做的事,比如很多地方政府直接充当市场经济主体,频繁地行政干预,与污染企业同流合污,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进城市化,以及过分积极、主动的宏观调控。跨过一定的界限的干预,就是接近计划经济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下,民营企业发展中根源上的体制机制并没有解除。

  尽管在整个过渡期间,我们不得不进行次数相对较多的宏观调控,甚至有时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但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建立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市场在市场的轨道上,政府在政府的轨道上,各自发挥各自应有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的作用,才有最佳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效应,没有政府行为的规范,就没有其他主体行为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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