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4日，我们借在顺德乐从镇陈家大宗祠举行“守望乡土，呵护家园”论坛之机，专访了该镇热衷于乡土文化保护的霍超民老先生。

    城市化：感谢您接受采访，请谈一谈您记忆中的乡土社会。

    霍先生：首先，多谢《城市化》杂志记者安排对我的这次访谈，其实我不太习惯被采访。我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乐从人，但生于斯却不是长于斯，我是三十多岁才回到老家生活的。七十年代的农村大家都可以想象出它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第一次踏进故乡的街巷时，心底不免有点失望，感觉与长辈素来的陈述有很大的差距。它曾经有过辉煌，是沧桑岁月消蚀去它原有的光泽。物换星移四十年，今天乐从兴盛是没有人怀疑的。

    我老家在乐从的良教村马滘坊，父辈很早前就出了广州做生意，从前这里繁荣的景象我无缘亲睹，只从长辈的记忆中略知一二。马滘建村已有六、七百年，经过祖先一代一代的勤劳经营，把这块原本是水草杂树丛生、荒芜空圹的冲积平原，建成一个美丽富饶的村落。人口聚居在村的中心位置，水源流到这里是最宽阔的一段。涌边夹岸遍种水蓊树或杨柳，大街小巷或种榕树，或种棟树，浓荫郁茂，夏无盛暑，河涌内流水清澈，游鱼可数，堤边石上不时有小孩在钓鱼钓虾。我听父亲说过，往日回乡探亲，下了车步入乐从圩，先在茶楼喝喝茶，歇歇脚，然后可以花几文钱雇一条小船，慢慢悠悠的划回村里，可以沿途欣赏农家风光，也可以躺下了小睡一会，十分惬意不过。村子内街巷纵横排列整齐，民居一式是青砖瓦房，镌耳高耸，不少还用石块垒砌屋脚。街面巷面全部铺上石板，干净得几乎不见尘土。人烟稠密，犬吠鸡鸣。日暮之下，炊烟四起，人们或挑担或荷锄从田里归来，村子里立时融入欢声笑语之中。远远望去，西樵山豁然开朗，预示明天要偶是一个好天气。这里，虽然没有中原大地那样富憺凝重，也不像江南水乡那么纤丽浓艳，但却不失珠三角河涌地域特有的妩媚与清新。

    城市化：城市化进程是否影响到乡土文化的保存呢？

    霍先生：是的，进入二十世纪不久，这里就不再宁静了，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改变了这里的一切。先是二十年代初，世界丝业发达，生丝价格暴涨，刺激着这里的人纷纷涌入种桑养蚕的行列中。一时间蚕房桑舍、巢丝厂遍地开花有些地方把祠堂改做巢丝工厂或晾桑场，有些则把住宅改做育蚕室，整个村热火朝天的忙开了。木柴噼噼啪啪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使空气不再清爽了，焦黄色的烫茧废水排入河涌，使涌水不再干净了。丝业发达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当时就盛传“一艇丝出，一船银归”的赞羡。男人在田里种桑养育，妇女在丝厂巢丝，真正的男耕女织，家肥屋润。所幸排放出来的废气废水废物都还是有机物质，对人们健康妨害不致太大，也就罢了。

    到了三十年代后期，日寇大举侵华，广州佛山乐从相继沦陷，百姓被推入苦难深渊。沦陷区米珠薪桂，乐从不是产粮区，粮食更为奇缺。为了一家人苟延残喘，很多人家不惜忍痛拆了住房的杉、瓦变卖，换来一点点的口粮，捱上一天算一天。那时，整个村是残墙断壁，十室九空，人口大量流失，田地大片荒芜。国破家亡，满目疮痍，昔日繁荣的乡村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几经辛苦，迎来了解放，但由于元气大伤，一时未易恢复，破敝村貌仍改变不大。接下来，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过大破私有制、搞大集体、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次的悉数洗礼，旧的东西是荡然无存了。比如说祠堂，素有“顺德祠堂南海庙”之美誉。在我家乡马滘这么个小村子，就有祠堂不下十间，都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到现在就仅剩下一间了，还是个空壳，里面连一件与祠堂搭边的东西都没有。这间叫做“申场祠”的祠堂，是为了供奉马滘人的始祖而建的，乡亲习惯称之为红祠堂，也不知它建于何年何月，但肯定年岁不会小。传说它门口上的一块正额牌匾大书的“申场祠”三字是状元陈万年手笔，该匾在破四旧时不知去向了。

    城市化：这种情形到了近二三十年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霍先生：八十年代的中国，重新拨正了航向，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来持续的经济大发展，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现在我们从地铁到高铁、摩天大厦、七星酒店、超大型商场、奢侈品专卖店、豪华大剧院，到私人的花园别墅、飞机、游艇、庄园，哪一样都不比发达国家差。但我们生存的环境现在怎么样呢？就以我家乡马滘为例吧：过去树木婆娑的石板路变成现在光秃秃的水泥路，载重汽车在上面日以继夜碾来碾去，轧出大大小小坑洼，比石子路还难走；砖瓦厂、陶瓷厂——我们村没有，是邻村的——喷出的黑烟遮天蔽日，十里之外仍闻到臭味；村内小作坊小工场星罗棋布，不断地生产着噪音和废料；田野里散落了不少养猪场、养鸡场，臭气熏天，蚊蝇肆虐，污水直接排入河涌之中；过去清可见底的河涌，潮汐通畅，可以作为饮食用水，现在淤泥堵塞，涌水成了墨汁一样的臭水，连洗手都不能用了。村民是真的富裕了，家家盖了新房，户户开上汽车，什么都有了，就是少了祖辈世代恪守的乡土情结，少了往日互相寒暄温暖的浓浓的乡情，少了息息相关的族群凝聚力。

    城市化：您刚才谈了对乡土社区变迁的回顾，请您再谈谈对乡土文化保护的看法吧。

    霍先生：城市建设与人文环境保护势必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要开一条路，就必须拆掉那地块原有的旧建筑，甚至要改变其原来的生态环境。为了社会发展，那是无可厚非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一点不错，问题是原有的旧建筑是什么样的旧建筑，旧生态是什么样的旧生态。建国初期规划建设北京城，把一些有价值的古建筑划入拆除红线之内，有远见卓识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到处奔走，呼吁要保存古建筑，多年后的事实证明，梁林的意见是正确的。建设规划是人订的，对不合理部分可以修正，而古建筑和环境就破坏了，重新造一个也是假的，何况你造不出来。广州的荔枝湾涌是远近驰名的景观，解放初期为图省事，就用水泥板把它全部盖住，成了一条街道。时至今日，人们怀念起它来了，又把水泥板全部掀去，恢复其本来面目。我很欣赏早几年乐从在开辟乐平路时，把十字路口正中的一棵老龄红棉树保存下来，在它四周砌起围基做成一个街心花坛，一举多得，极有巧思。看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两全其美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对古建筑、古树木、古迹等要有感情，不能说拆就拆，说砍就砍，要不，这个地方除了钢筋水泥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城市化：在对古建筑遗迹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应如何发挥古建筑的作用？

    霍先生：不用讳言，近年来搞保护古建筑似乎走进一个误区：把保护古建筑、生态与开发旅游景区挂上钩来，着眼在利用它们去“创收”。诚然，这些旧东西已经摆在那里了，你不利用就白不用，把它办成旅游景点，既可以让人欣赏，又可以“以收养保”，此举并无不妥。需要强调的是，要把保护和开发的位置摆对才好。保护才是根本目的。你看，有一些古建筑如长城、故宫、苏州园林，不待你开发早已名声在外，游人是接踵而至，人满为患；有一些古建筑原本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如平遥、丽江、凤凰、客家围屋，一经开发，名声鹊起，吸引来万万千千的游客；可是有一些古建筑如赵州桥、寒山寺、广州石室、昆明大观楼等，即使你使尽浑身解数去开发，它们毕竟都是“前景不乐观”的。对于这一类不乐观的古建筑是否不去保护了呢？你能因为你的双亲年老体弱不能劳动你就可以不养活他们吗？所以我认为，对那些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不论它有无利用价值，多应该妥善保护；利用它去搞开发则要顺理成章，因势利导，不能强求胡来，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是让我们供起来的，不是让我们拿去使用的。

    古建筑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物质性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家族的象征。我们保护这些遗产，就是竖立人类文明的标杆，检讨各个历史时期的盛衰，维系一个民族或一个家族的凝聚，我们是以无比的敬畏与虔诚对它仰视，对它呵护。不过这种态度还只是基于狭义上的认识，因为古迹古物古建筑总有消失的一天。任何一件古物当它作为个体存在时，它只是一个文化符号，通过这一个个文化符号，就能体现出一种历史文化底蕴与文化精神。某一个文化符号消亡，也并不影响它体现的那种文化精神的传承。打个比方，万里长城真的坍塌了，中华民族心中的万里长城却是永远不会倒的，长城的象征意义已经融进整个民族的血液里，永远激励着龙的传人。所以，保护文化遗产核心是在传承这种文化精神、使之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自豪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