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公共设施故障频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突发自然灾害频现……以越来越多的频次出现的各类城市问题，使得“城市病”一词进入公众视野，而迎战“城市病”，也成为公众的迫切期望。

　　日前，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各大城市“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究其根源，“城市病”的产生在于人口导入速度过快——“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在为城市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源的同时，也是引发大城市病的主要症结。”

　　我国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是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性质的变化：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27%。与此同时，大量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往往是各种“城市病”的频发期。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城市资源与社会 需求在一定阶段产生巨大矛盾，致使城市承载力“过载”及城市各要素之间关系失调。也就是说，“城市病”体现的是快速膨胀的人口与城市资源不协调之间的问 题。

　　我国的城市发展，在“新兴+转轨+转型+快速城市化”的多重背景下，有其复杂性：一是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处于攻坚阶段，“阵痛期”相关经济问题的解决难度相当大；二是我国处于产业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以往粗放型、低层次、高能耗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亟待 转型，在此过程中必然出现大力进行产业淘汰与转移的现象，并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运行管理等产生重大影响；三是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城市化速度在全 球处于前列，一个时期内城市资源承载力和城市管理水平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城市化进程快，而城市治理又难以同步甚至超前进行，使得各种城市问题，包括人口、 资源、环境、交通、产业、就业、社会、文化、安全等领域的问题频繁出现，难以根除。更为棘手的是，这些问题交互作用，加大了治理难度。

　　发达国家均经历过“城市病”困扰阶段，借鉴其城市治理经验，解决“城市病”问题要从“管”与“控”两方面入手。

　　其中，“管”指对“城市病”的事前预防与管理机制设定。城市治理的最高境界应当具有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一些国际特大城市的经验表明，政府 部门和立法部门不仅应当格外注重先进理论的运用，也应极其谨慎地对各种规划进行反复而广泛的论证，包括邀请社会各界乃至普通居民参与，以确保规划的正确性 和惠民性。

　　在“控”的层面，“城市病”治理主要是关注“城市病”爆发引起的突发事件以及对自然灾害的防范应对，更多的是针对事中控制和事后管理。因此，建 立起城市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对城市的稳定运行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而关键的作用。而将城市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在层级上由国家层面向城市乃至社区延伸，应当是未 来“城市病”治理和控制的大方向。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管理明显滞后。例如，对于交通拥堵的彻底解决还缺乏良策，对于无序房地产开发破坏城市生态与布局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还缺乏足够认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包容和社会融合还难以达成……因此，必须积极转变观念，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理念、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并通过制度化、 法律化的手段加以实现。针对城市运行中的不同“病症”，必须遵循“标本兼治”的原则，从“管”与“控”两个层面加以应对，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