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城市化中期阶段尤其严重。其背后隐藏着城市规模膨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深层次看，“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资源与社会需求在一定阶段产生巨大矛盾，致使城市承载力“过载”及城市各要素之间关系失调而表现出的各种负面效应。归根结底，城市病的出现就是快速膨胀的人口与城市资源不协调的问题。

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性质的变化。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51.27%，首次超过50%。虽然这是按常住人口来计算和统计的，也就是说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也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这些群体的城市化劳动与生活是常态性的，他们真实地支撑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

从我国地方发展情况看，各大城市发展阶段参差不齐，但是都在步入郊区化、大都市区化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及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各大城市的集中爆发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在“新兴+转轨+转型+快速城市化”的多重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更具有复杂性。其一，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处于攻坚阶段，“阵痛期”相关经济问题的解决难度相当大；其二，我国处于产业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以往粗放型、低层次、高能耗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亟待面临转型，在此过程中必然出现大力产业淘汰与转移的现象，并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运行管理等产生重大影响；其三，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城市化速度在全球处于前列，这在短期内对城市资源承载力和城市管理水平产生严峻的挑战。

这使得我国当前“城市病”问题极具复杂性、综合性——用史上最难治理的“城市病”问题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客观上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各方面问题发生“共振”，触发系统性城市运行风险，是各方面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

《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首次提出“国际城市2.0”核心概念，实际上是长期系统跟踪国际城市前沿而提出的。后危机时期国际城市运行的基本环境和指导理念正经历重大变化，世界城市发展正在逐步进化到以挖掘和发扬自身特点为基点、谋求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差异化崛起的“2.0版”。

与发达国家城市治理相比，我国城市管理显著滞后。即使参照传统的“国际城市1.0版”——即依照国际通行标准提升城市水平和配置城市功能，我国各大城市都还有差距。例如，对于交通拥堵的疏导我们缺乏良策，无序的房地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与布局并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认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包容和社会融合远远难以达成……要避免低层次开发和缺乏前瞻性的建设等现象，我国各大城市部门亟待借鉴发达国家城市经验，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理念、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并通过制度化、法律化手段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