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从此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城市化继工业化之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成为拉动中国社会变迁的三驾马车。城乡统筹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发展的新主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城市化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第二阶段是城市区域不断向郊区扩展和城市群的出现，第三阶段是所谓的“逆城市化”，这是指一些大都市市区人口迁向离城市郊区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的过程，那时农村生活出现复兴，但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已绝大多数都从事非农职业。李培林说，从我国来看，随着快速交通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由单纯的农民进城发展到打造都市“一小时”生活圈和出现城市群，新型城乡关系正在形成。

　　李培林解释，城镇人口超过了50%，这是按常住人口来计算和统计的，也就是说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也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而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半城市化”的，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体制和城市生活。但这也并不表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虚假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数亿农民走进城市，这既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更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带来诸多“两难”问题。

　　农民工的去留面临“两难”。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觉得城市生活更精彩，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因为体制的原因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子女就学、就医、养老等问题仍尚待解决。

　　农产品的价格调控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农产品价格过低会造成“谷贱伤农”，农业区域往往成为财政薄弱和农民收入较低的区域，而农产品价格增长过快又会影响到城镇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造成这部分群众的不满。

　　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使用面临“两难”。一方面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而且土地的快速升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但另一方面我国耕地稀缺，户均耕地面积过小，为了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

　　城市化房地产发展也面临“两难”。一方面房地产发展极大推动经济增长，人民群众改善住房的消费需求与扩大国内消费的需要也恰相吻合，另一方面，住房价格的飞涨带来群众的强烈不满，部分地区征地拆迁也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

　　解决好这些“两难”问题，利用好城市化提供的巨大机遇，成为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环。

　　李培林说，城市化的推进会带来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社会政策提出一些新挑战。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就涉及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环境、网络舆论等方面的社会管理创新。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进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可以说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又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主旨就是使社会既安全有序又充满活力，既公正合理又保持运行效率，既共享发展成果又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要使进城农民工真正成为城镇居民，绝不是改变一下户籍那么简单。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只靠几个城市圈和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不可能完成人口的城镇化。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向，既要采取措施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所在地逐步安家落户，又要引导产业向内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