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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再城市化”进程中的批判性展望
时间:2011-12-26 13:36:47  来源:城市化网  作者:周榕 
    城市化,归根到底是以城市为载体,对各种社会资源的一个组织化配置。从资源角度理解,再城市化就意味着对初次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结果进行再调整,以其达到更优化的配置。
  刚刚9月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截止到2008年,我们全国的城市总数已经达到了655个,比1991增加了176个,增长速度是36.7%, 平均年增加了11个。城镇人口比1991年增加了90.3%,平均每年增长5.6%。城市化率已经提高到了45.68%。实际上这个城市化率已经接近了世 界平均的城市化率。
  我讲的第一个段落是1998到2008两次危机之间的中国城市化硕?998年,在中国现代城市化历史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从正常的稳固发展突变为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一个高速化城市运动,所以我们强调它为一个“运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运动?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为了应付1998年以来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三个政策。这三个政策对 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运动注入了一个强劲针。第一,确定了以拉动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地方政府进行深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扩张了政府的自住性权力, 调动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性。第二,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特别是允许按揭贷款和取消福利分房两大措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市场。
  在1998年之前,全国企事业单位全部采用福利分房。在1998年以前全中国范围的房地产并没有启动,基本是一个弱的阶段。1998年这两大政策催生了大的房地产市场。此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程从以前的开发区模式,转变为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一个开发模式。
  其三,各地资金从中央政府有计划地调拨转变为一个城市建设中心为主题向国家银行贷款的方式,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地方政府对基础建设的投融资灵活性,解决了钱的问题。为城市化运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资金保证。
  不夸张地讲,1998年开始,中国城市化运动挽救了中国经济,它不仅成功地化解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从1998到2008年,中国 的GDP翻了两倍。中国城镇人口总量从1998年的3.79亿,增加到2008年的6.07亿。而中国城镇人居居住面积从1998年的人均9.3平米,上 升到2008年的28.04平米,翻了三倍。
  城市变成了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土壤。在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曾经是虚无缥渺的共产主义,后来变成了在身边触手可及的现代 化,1998年以后逐渐演变为令人眩晕的一个城市。每个城市必须具有的城市规划展览馆则成为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城市的一个神殿。通过各种现代化的声光电、新 媒体手段,将城市运营的宏大效果推向一个高潮。
  2008年10月,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由此遭来重挫。城市政府税收锐减,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暂时告一段落这是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之间中国的城市化运动。
  下面我想讲一下中国当代城市化运动的特点和反思。中国当代城市化建设是从一个危机开始,到另一个危机开始。之所以被称为一场运动,是因为它具有 非常鲜明的政府主导的特征,但由于这场运动属于典型、激发性的反映,绝大多数中国城市在思想意识、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说 明了现代化进程都缺乏一定的经验。由此导致了中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也遗留了一些不足。
  第一,就是中国缺失的文化。社会参与和协会协商的缺失是这场运动中的不足。在这期间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扫荡,这场社会扫荡就是非政府的民间 组织都难以得到幸存,即使幸存下来的也缺乏根政府进行驳议的东西。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一个资源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系下 还可以免为生存。它的社会资源组织仍然采取了大政府、小社会的组织方式。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进行社会的建,从而令中国的社会形态趋向于一个更加灵活的状 态。
  城市的社会生态系统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全的状态。社会的参与在城市化当中的缺失,导致了中国当代城市出现了显著的区隔化倾向。大多数中国当代城市好象被抽离了肉的三明治蛋糕一样,它只是有权力空间和资本空间,没有社会空间。
  在社会这个组织没有参与到驳议的情况下,城市空间被权力和资本割据,没有容纳社会。在中国的城市空间里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因为这种空间不是子高无上的,就是资本所盘踞的社会空间。实际上这些自由空间在中国的城市空间中是缺乏的。
  社会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缺乏自己的概念性,因为没有自己的社会性。而本来声称要为社会公共利益负责的城市政府,他们往往在某种情况选择了牺牲公共利益,而满足一个城市的经济追求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追求。
  城市的价值目标,也就是城市政府所推动的一个城市化价值目标,它主要被定为于拉动经济。实际没有社会的建设内容在其中。中国城市由此就公司化, 城市公司化,是1998年以来中国城市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城市政府成为经营城市开发的一个董事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往往变成董事会的董事。
  对于城市政府的这样一个开发,既缺乏一个完善的法律制约,也没有社会的有效监管,所以必然会走向一个失衡的发展。失去平衡的根本原因,源于缺乏对一个政府的制衡机制。在政府之外的任何其他利益群体,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都基本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无法参与城市化进程。
  这种高度垄断的计划空间配置和毫无制衡的开发商,希望了全世界最恶劣的房地产市场。城市政府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不到2%。同时,即使在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投放的情况下,过去一段时间各地政府还会拖延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时间,以便于为房地产市场开发让步。
  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并非我们经济上的一个跨越和改进。一部分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驳议是以其他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正常地在一个经济体增长的情况下,是以没有任何利益的受损为基本前提的,也就是说大家是共同获益的。
  这种恶劣的城市化,变成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的隐性掠夺。
  这种掠夺分为三种掠夺,第一,城市对乡村的掠夺,这样就造成了城乡的二元对比。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是以牺牲大部分农业利益来获取城市的高速 发展。这样一个城市对农村的掠夺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些农民进入城市体系之后,我们看到在十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了2.3亿左右,大部 分都是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进入城市后必将沦为城市的底层人民,他没有在城市中谋生的途径。
  第二个掠夺,是城市中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在城市中,富人获取了基本的资本之后,通过城市空间和资本的转换以及资本运营能力,在城市空间攫取了最好的发展资源。在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这个城市分化越来越剧烈,也就是说,富人膨富,穷人膨穷。这种情况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第三个掠夺,就是政府对民众的掠夺。中国城市,政府具有一个绝对的垄断力量,理论上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政府所有。这个城市化的结果,将此前在 中国城市中局部的、隐性的矛盾从空间化的结构,变成了一个非常显性的情况。现在的贫民居住空间也变成了更加纯净化,贫富混杂在中国城市里已经不可能被看 到。
  这就是十年中国城市化给中国社会结构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在城市空间结构中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利益群体的区隔。
  第三,是一个粗放的城市化。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年以来,中国城市化是以拉动内需,更加快速推动中心的发展。而这 样城市化进程就必然是一个运动的城市化和被安居的城市化。什么叫运动的城市化?就是将城市所有的居民视为经济要素,而不是社会要素。城市化的根本目标是让 人作为经济要素动起来,而不是住下去。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最大的贡献其实不是城市,而是运动。中国通过城市化的运动,通过在城市中的大拆、大建或者强制拆迁,让城市中的居民在城市中彻 底地运动起来,并且他们需要付出。几乎一生所积攒的财富为这种“动起来”付出了代价,正是这样大量财富的聚集在导致了中国这几年来如此高速的发展,也成为 了中国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来源。
  对于这样的价值目标来说,中国城市化的粗糙是必然的。因为只有这种粗糙才创造出了不断变革和更新的机会。才为可持续的经济留下了可能的空间。中国城市被当做经济要素的载体来经营,而不是当做栖居的场所来经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跟政府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座有很多国外的朋友,对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城市化目标可能缺乏一个了解。在中国政府这样一 个城市价值化的考量里面,“变”是唯一不变的主题。最根本的原因,几乎每一个中国政府都属于临时政府,因为每一个政府在任时间非常短,他在三年的时间内必 须让城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至少跟他接前任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些都是一些临时的行为。
  中国开发商也是这样,因为中国的住宅土地只有70年时间,商业有50到60年的时间。它没有对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所有的决策都跟自 己的长期利益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真正城市的使用者和居住者,对城市环境没有决策能力和溢价能力。无论是市长还是规划局长,还是政府官员,还是开发商,他 们都是在城市中攫取一个短期的利益,并没有长期地在城市中扎根。这样一个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城市化是一个粗放的城市化。
  第四,是扁平的城市化。可以说城市规划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在中国绝大多数政策已经放开的情况下,只有城市规划土地还是延续着计划经 济的方式来延续着。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无论他幻想怎样一个令人神往的城市图景,对城市不可描绘的大量细节性的描绘,实际上被排除在城市规划之外的。在城 市越强调城市规划的地方,这个城市就越乏味。因为这个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度是没有的。
  中国城市规划这样一个思想资源,实际上由于在此前对于城市理论和城市认识方面的缺失,它是非常不足的。所以它来源于三个乌托邦。第一,来自于中 国古代的礼仪。第二个乌托邦,它把权力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又以帝国的形式来表现。第三个乌托邦来自于对现代生活的想象。这三个托邦结合在一起,注定它 只能是一种飘浮的形态,而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真正的魅力所在。
  在不发达地区的城市,这样城市的乌托邦是以造价为目的的。我们通常看到很多城市把所有的钱投在主要街道,在主要街道盖起一个三层楼的虚假面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是屡见不鲜的。
  第三,我谈一下对中国再城市进程的批判性。在今年二三月后,由于中央政府四万亿投入的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又开始起步。我们看到单纯地通过依托投资加大城市化进程,但我们来看它不能像1998年那样收到一个成效。这样一个困境导致了中国城市化投资不再是一个线型增长。
  这样一个困境最主要表现在资源困境上。在中国要保证18亿亩耕地这样一个红线不变的情况下,可供中国进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土地资源已经是严重稀 缺。在这种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各种环境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高度稀缺。以北京市为例,北京的空间资源最多可以支撑180万人口左右。但从 2008年有关信息了解北京实际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70万。在未来十年内,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我个人预计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增长,这种增长也许会超过 3000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环境资源完全跟我们的人口速度相脱节。在一次性城市运动中,导致了城市不同的利益族群,他们之间的区隔已经变得表象化 了,形成了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对抗。这种对抗非常明显,不仅是空间的区隔,还导致了社会族群的分裂。在中国仇富意识如此之高,跟过去十年来对贫民肆无忌惮的 掠夺是息息相关的。
  随着人权意识在社会中的觉醒,以往大拆大建的手段在城市中基本失效。我们看到从2007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最牛钉子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是失效的。
  在今年上半年,全国的房价达到4300元左右。前不久统计中国住宅总价已经超过了90万亿,达到了中国GDP比例的三倍。这个比例是一个非常惊 人的比例。在日本泡沫经济最严重的情况下,日本全国住宅价值总量才是GDP的两倍。这种线性增长,通过对未来城市土地的预期,来进行这种城市开发的模式必 然是失效的。
  我们已经看到从今年初以来,城市化运动又开始了。我把它定义为“再城市发展运动”。这个轨道将怎么样?是必然建立在对此前十年中国城市化运动所造成的结果和表现出来问题的批判的基础上。
  在目前来看,中国城市化运动势必为政府所主导,但是需要改变的是这种既定的城市化模式。
  在此我提出四点展望。
  第一,社会重建。实际上中国城市化于社会城市化是严重脱节的。针对社会组织的缺失,中国城市有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也就是从社区建筑开始,让社区这样一个基本的单元重新担负起连接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一个桥梁。
  第二,是空间再造。要大量、大规模地提高社会福利性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保障性住房,而是针对个体的空间投放。这样的建设可以有利地缓冲结构化的空间矛盾。
  第三,要重新思考并确定城市的目标,把城市从单纯的经济发动机的位置给它扩展开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城市都提出了宜居的口号,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宜居城市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面。
  第四,在城市规模这种大拆大建失效的情况下,要适度开放对环境的自主权。
  以上观点就是我对中国城市化运动的一个批判性阐述。谢谢!
  主持人史建:非常感谢周榕教授的讲话!
  周榕:社会组织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一是作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利益群体,收留无家可归的人。其他的社会组 织,比如慈善机构在中国是没有相应的空间的。这种社会组织的缺失就导致了中国城市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它还是一个单薄的、扁平的形式。在技术层面,我 本人探讨的问题就是非规划,不是用一个城市规划的方法来主导城市的建筑,而是分散到一个不同的视点。而是用一种多元的规划切分成多个小空间。我觉得根本性 的改变只有等到社会组织的高涨和社会组织的筹建。谢谢!
  主持人史建:这种介绍中可能有一个很隐约的担心在里面,周榕教授对城市化发展提出了很多个人见解。我觉得中 国城市发展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特别是我们做的一些城市实践对我们都有所借鉴。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规划师,我们的建筑师需要跟我们主导城市发展的市 长、书记在一定层面上进行沟通。我一直有个愿望,作为一个城市的空间发展设计者,我希望大家可以从更高的层面上思考问题。
  Mannel HERE ETH:您刚才说的很对,只有有一定的媒介才能吸引公众的兴趣。因为大家谈到城市 规划的时候都会认为它是很抽象,很无聊的。如何培养这种兴趣,如何培养人们的这种意识,让大家认识到城市规划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大家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就能够看到城市规划中的问题,大家就会有这种精力来促进城市的规划。瑞士有一种文化是一个直接的、民主的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交 流。
  这种直接的民主,在瑞士是很独特的。中国的做法是不同的,它的社会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提高大家对城市规划的意识,当然民主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问周先生,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我们对中国的城市化是有怀疑的,因为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快了,太极端了。中国城市化是非常快的,快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了,而是“极快”。这种变化的速度,中国是怎么看的?
  周榕:谢谢您的提问!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中国城市化速度如此之快,国外任由怎样的反应。作为城市发展快有着 它根本的原因,因为中国这十年来的城市化运动,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发展结果。它会是一个有逻辑、有步骤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既然是一 个运动,城市化本身就成为城市化的一个动力。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们把城市化变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指标。城市只是生产的一个中介而已。在中国做生意的人讲,有一句话叫“货如轮转”。每一个 城市政府实际上是拿城市来做生意,它并不想把城市变成一个长期的适于人居的环境。政府给他经营的时间只有三年,他必须在三年时间做更大的事。
  对国外人来说,很大的矛盾就在于大家价值观的不同。很多国外建筑师是从艺术的角度,可能我在整个历史中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中国政府不是这么考 虑的,他是用三年的时间标识来考虑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理念一定是价值在速度之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应该学会如何以更夸张的形 态来呈现一个建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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