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深圳的徐志辉发现，当年他引以为傲的高楼大厦，现在成了卡在喉咙的骨头。

徐志辉从家乡湖南省耒阳市导子乡到深圳打工当风钻工，闯荡几年挣了钱。然而，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却让他得上了尘肺病。2003年，他开始咳嗽，治好后没过多久，咳嗽和发烧并发，再后来，连上楼梯都费力。

尘肺病成了和徐志辉一样曾在深圳干风钻工的百余名同乡共同的噩梦。近4个月来，徐志辉和几个老乡为了讨说法申请赔偿，在深圳四处奔走。

天天加满班，一个月挣了1万元

徐术忠今年35岁，正该身强力壮的他，胳膊和腿细得离谱儿。几年前他的体重还有60公斤，现在只有30多公斤。用“骨瘦如柴”这4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住进深圳市职业病医院后，徐术忠的病床边就放了一个超大的氧气瓶，昼夜供氧。实在吸累了，徐术忠就趴在枕头上休息，但不一会儿，他的肺部就会传出浓重的呼气声，头重得抬不起来。

和他同一个病室的徐瑞乃的情况更不乐观。徐瑞乃43岁，呼吸很痛苦，像哮喘发作一样难受。

4个月间，百余名风钻农民工到深圳讨说法

今年4月，徐志辉听说徐瑞宝找到以前做事的爆破公司讨回了看病的第一期费用10万元，他也想找自己所在的爆破公司要说法。但得到的答复是，当年他已拿了工资，追讨补偿一事不在讨论范围。爆破公司根本不认账。

消息不断传到耒阳，从5月开始，湖南耒阳的百余名风钻民工陆续来到深圳讨说法。

徐志辉的几个老乡也随他一起到深圳。他们前前后后跑了华西、恒坤、和利等几家曾经工作过的爆破公司，但公司并不认可他们的劳动关系。如果劳动关系不被认定，就无法对该病是不是职业病做出最终鉴定。

从那时到现在，从耒阳到深圳，他们前后跑了5趟。第一次是做职业病鉴定。之后又来复检，复检后拿结果又去了一趟。为了讨说法，徐志辉干脆在深圳找了一家叫二杨马店的十元店里住下，开始维权。

到今年6月初，徐志辉的耒阳老乡共有170余人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检查。正当他们6月12日去医院要结果时，被告知，6月1日前检查的结果都出来了，6月15日可取。然而,15日前,他们就被家乡的人告知，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已经将一份体检结果名单传真到了乡政府。

徐瑞宝交给记者一份《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阳籍劳务工健康检查资料汇总》，“这里包括150名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过检查的耒阳籍民工，其中大部分是导子乡村民”。

记者翻看这些资料计算后得知，他们都患有尘肺病，其中有10人是Ⅲ期带一个加号，23人是Ⅲ期，13人是Ⅱ期带一个加号，9人是Ⅱ期，其余的是Ⅰ期。

徐志辉告诉记者，粉尘造成的尘肺病的病理改变是一种纤维化的改变。每隔数年病情还要升级，合并感染，最后患肺心病、呼吸衰竭而死亡。

记者带着这份名单前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采访，该院综合业务科主任罗孝文说，尘肺病的发病率在我国目前是排名第一的职业病，而且治好的可能性不大。“就好像皮肤上有一块疤痕，你想把疤痕彻底去干净是不可能的”。

健康检查的结果是否就是鉴定结果？徐志辉说，当时这些农民工希望医院出具职业病鉴定结果，但医院解释说，鉴定职业病需要出具劳务关系证明才能进行。对于那份传到导子乡政府的名单，医院并不承认是他们传真的。

徐志辉说，现在他们一边去职业病医院继续寻求鉴定结果，一边与爆破公司协商，同时，开始与深圳市政府交涉，希望政府能向爆破公司施压以利于解决问题。

职业病维权，难在鉴定，难在制度

徐志辉见到记者后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职业病维权，最难的是鉴定。

徐志辉本人因为有高中学历，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他早已拿到了由深圳市公安局颁发的爆破员作业证。但他说，像他这样拿到这个证件的同乡很少，他们这100多个人中，只有6人有这样的证件。也就是这个证件，成了徐志辉维权的唯一凭证。

罗孝文告诉记者，尘肺病的职业病鉴定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要求医生和医院有资质，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做出鉴定。患者必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才能最终被确定为职业病。

罗孝文说，国家明确规定，职业病是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的劳动者在职业经历中，因接触粉尘、有害物质等因素引起的疾病。职业病的形成，环境、人、职业三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

罗孝文翻开一大摞专业书籍告诉记者，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规定，接触矽尘工龄10年以下，要随访15年；接触超过15年的，随访21年；接触3年以下的，且接触浓度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的才可以不随访。

一位参与维权工作的政府人员透露，鉴定难，难在制度。这批风钻工普遍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到深圳打工的，当时的劳动制度并不完善，很多人来打工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工地上干了活儿拿了钱就走人了。

事隔多年，要找到当年的劳动依据确实非常困难。如今，为了维权，风钻工们把能证明自己曾经在深圳工作的物件都拿出来了。比如已经去世的徐龙古，其妻在家里的碗柜中找到一张工作证，以此证明他曾在深圳做过风钻工。而更多的人翻箱倒柜也找不出当年在深圳工作的物证。

徐志辉说，后来的维权结果是，哪怕能找到一张暂住证、工地出入证、工资单或者是饭卡都可以，但一来农民没有法律意识，从没有刻意留下这些生活记录；二来湖南的风土习俗是病者死亡后会烧掉遗物；三来，很多民工都抱有“既然已经不在深圳打工了，就把东西全部都烧掉”的态度。

但徐志辉坚持认为，即使没有这些证据，只要查出有尘肺病，这留存在身体内的病痛，为什么就不能做证据呢？

在徐瑞乃的胸片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两个肺布满了白色的点，密集成一张网。以后，这些点会聚集成一块块硬的疤痕，他的肺会像石头一样硬。

1990年，徐瑞乃跟着弟弟徐瑞宝从老家导子乡双喜村到深圳当风钻工。当年，500元对于湖南农村的人家还是一笔巨款，但在深圳，在工地上干一天的风钻工，就可以得到这笔钱。

他们干的活儿，就是在深达几十米的花岗岩地下层面，用钻炮眼的方式爆破形成巨大的桩孔，用来灌注水泥打地基。

徐瑞乃兄弟俩开始是两个人一起打一个洞。在井下开工时，弥漫的尘土经常遮挡住视线，兄弟俩基本靠默契作业。后来改良了生产方式，他们才变成单独作业，但尘土弥漫的工作环境依然没变。

高收入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风钻工是按照工作的土石方数量发工钱的，一般1个人一天能干10立方米，1个月满打满算能加48个小时的班。有的人为了多挣钱，加到50个小时的班。徐瑞宝现在还记得，有一个月他天天加满班，一个月就挣了1万元。

不是有特别好的亲戚朋友，他们一般还不会介绍这种“好工作”。也就是以这种带亲戚带朋友的方式，从那时开始，导子乡村民陆陆续续来深圳当风钻工。仅徐瑞宝知道的就有200多人。“深圳的风钻工市场是被耒阳垄断的”。

“如果知道干这个活儿有这么大的风险，说什么也不能干了”

干了多年风钻工后，徐瑞乃的病在2000年显露。

“咳嗽，发烧，连上楼梯都费力。不能闻油烟味，连空调发出的气味都不敢闻，我哥后来每走三步路就要停下来喘喘气。”徐瑞宝说。

只干了4年风钻工的徐术忠，2000年结束打工生活回家结婚，2001年就开始患病，今年，他的儿子才两岁。

徐志辉说：“如果知道干这个活儿有这么大的风险，说什么也不能干了。可当时并不知道，而且觉得这病比起那些在流水线上打工造成的断手断指要好多了。”

收入高让大家忽略了看不到的风险，徐志辉说：“我们唯一的防护是戴防尘口罩，口罩戴烂了才换，一般最少戴一个月。有的口罩烂了，粘起来还继续用。”

徐志辉开始以为自己得了“肺结核”，到处求医问药，仍不见好转。

就在徐志辉发病后的第二年，他见证了同乡徐一龙的死亡。

2004年11月7日，四处求医不得的徐一龙在地上滚了3个多小时，掐住自己的脖子，放开，又掐住，再放开，最后窒息而死。

徐志辉想起，当年和他一起闯深圳的徐龙古也是这样去世的。“从2000年算起，仅导子乡一个地方，就有10多人这样离世了。”徐志辉说。

深圳承诺将通过绿色通道特事特办

维权之始，有关协调会认定，有劳动关系的耒阳风钻民工仅寥寥数人。有爆破证的民工被认定有劳动关系，而盖有公章的工作卡却不能证明有劳动关系。

但据徐志辉透露：“深圳市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这一点我们表示认可。”深圳协调处理小组负责人不久后告知他，在赔偿方面，他们已与相关爆破公司进行了联系。对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的情况，深圳市政府表示“将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一定补偿”。“但至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还有一个过程”。

7月30日下午，在深圳市市民中心，深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翟忠泰对徐志辉等人承诺：“只要尘肺病患者能够提供有关部分证据，深圳市劳动部门将通过绿色通道特事特办，都予以确认劳动关系。”

徐志辉算了算，至少有17人被确认了劳动关系，另有14人可以提供相关依据，剩下更多的人，几乎没有采集到证据，他们又要返回遥远的故乡，从家中寻找希望。

就在本报截稿前，徐志辉接到深圳市政府对耒阳籍农民工尘肺病患者的处置方案：对于有劳务关系的按法律程序申请劳动仲裁；最终确认不了劳务关系的按Ⅰ期尘肺病和死亡人员每人7万元、Ⅱ期尘肺病每人10万元、Ⅲ期尘肺病每人13万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给患病农民工及死亡农民工家属。

徐志辉说，在外人看来，他们目前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他自己的愿望只是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拿到一点补偿，去偿还多年来治病所欠下的巨债。

现在他会经常告诫自己和别人的孩子：“你们还年轻，不要去干这个活儿，不要去走父辈的老路。”(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