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发改委发文，肯定水价调整是水价改革必行手段。其中提到，截至2008年底，36个大中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的终端平均水价分别比2005年提高12.4%和17.2%。其中，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污水处理费实际收取标准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29.6%和38.9%。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水价不超过居民收入2%即认为合理。目前，全国水价开支占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在1%以下，仍有上涨空间。

8月5日，《公权市场》作者、特许经营专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水价上涨的幅度还远不能满足供水企业提出来的要求。地方政府溢价卖出水权，就注定了大量水务集团只能从水价上涨中获益。

涨价是为高溢价埋单

《21世纪》：你提出了涨价使谁受益的问题，那你认为现行体制下，水价上涨谁受益最大？

徐宗威：水价上涨已经压制了很多年，多数地方的水价上涨要求是供水企业提出来的。通过这几天的股市反应也可以看出来，涨水价的消息让水务行业股票大面积上涨。

《21世纪》：那么你认为这轮水价上涨原因是什么？

徐宗威：从水价上涨的城市名单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在前几年高溢价转让水务资产的城市，成了本轮水价上涨的急先锋。

按照水务企业与政府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企业要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成本，并获得尽量大的盈利。某城市在2年前将标价5亿的供水企业卖了17亿，当时还觉得不错，今年水价就准备涨3-4毛钱了。

《21世纪》：除了高溢价出让因素外，还有其他原因使水价上涨吗？

徐宗威：表面上推动水价上涨的直接因素有两个：一是水处理标准提高；二是连续多年不涨水价，今年CPI较低，是调水价的机会。

深层次上说，造成水价逢听证就涨的原因是，水价上涨永远赶不上供水企业的涨价需求。这种被动式涨水价，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21世纪》：这个怪圈如何产生的？

徐宗威：坚持水务行业市场化改革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将自来水公司当成一个盈利行业卖掉了，而且是赚钱越多越好的行业。现在很多水务公司上市了，出于股东利益需求，肯定要求利益最大化，涨水价就成了实现水务公司股东利益的手段。

《21世纪》：能否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徐宗威：国内一家上市公司拿下南方某城市的供水公司后，这个城市已经调了4、5次水价，现在的水价几乎比原来翻了一倍。

除此之外，我们调研中发现，一旦将水务公司成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其会在很多地方将成本转嫁到水价上。

例如，管网折旧，原本可以用80-100年的管网，被作为资产注入水务公司后，会按照10-20年进行折旧。

上述某城市原来管网是按照0.1元/公里/年进行折旧的，现在水务公司转制以后，管网折旧就成了0.55元/公里/年进行折旧。

除此之外，水务公司还将财务成本、管网漏损等因素都转嫁到水价上，这样算出来的水价不亏才怪。

2-3年前蜂拥的高溢价转让水务资产行为，如今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一些典型的城市如今水价上涨压力特别大，当时与购买企业签下了协议，水价与当地居民收入等条件挂钩。不涨价，人家就会去告政府。

水务行业应该定位公益

《21世纪》：那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水务行业改革的思路要改变？

徐宗威：是的。我们改革水务企业，是为了引进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而不是为了卖掉国有资产，变现去搞别的。

因此，水务等公用事业(2661.382,-61.85,-2.27%)改革的思路都应该改变，改变过去那种一卖了之的思路。而是应该坚持公益性为前提的情况下，在运营等环节引入民营资本，用特许经营的法规来监督它，最终达到效率和公平的最优。

《21世纪》：我们看到的却是，地方政府很喜欢高溢价，出让水务资产都是采取价高者得的游戏规则。

徐宗威：是的。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现在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地方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希望卖掉水厂来修路、建桥。实际上这是寅吃卯粮，城市供水行业本身欠账更多。

城市管网建设滞后是最大的欠账，现在很多新建的污水厂没办法运营，也是因为管网配套没有跟上。这次扩大内需的投资当中，大约有200亿是投向污水处理的，其中主要投资是管网。

但是，城市管网投资太巨大了，这200亿是杯水车薪。如果真的要改造的话，可能一个天津市的管网改造投资都不止这个数。

《21世纪》：那要改变目前水价现状，就要增加政府财政投入？

徐宗威：政府加大对公用事业的公共性财政支出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将供水行业定位为一个微利行业，政府财政就必须把管网等建设成本承担起来，而不是将其转嫁给企业，进而通过水价转嫁给居民。

《21世纪》：政府方面有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相应对策研究？

徐宗威：这几年一直在研究，但是公用事业改革牵扯部门太多，包括国资、发改、财政、建设等数个部门，一直没有很好的成果出来。

下一步，希望各个部门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深化体制改革，作出应对之举，改变水价上涨为供水企业这个奇怪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