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正在复习托福准备出国，一位在美国已经工作多年的同班同学回来，兴奋地讲着她要回国干什么。我送她回去时过路口，她吓得拉着我的胳膊不敢动，嘴里一个劲地说：“天呀，大家怎么都不遵守规则呀！ ”我开她的玩笑：“看看你，连马路都过不去，还想回国？ ”

    这次回来，轮到我让人们看笑话了。当然，现在的路口比九十年代初复杂多了。司机们开到路口，就像是打猎，看到斑马线上有行人走动，不仅不降速，而是瞄个正着，急促地鸣笛，再借着车速把行人恐吓住，自己夺道疾驰而过。刚回来那几天，每到路口就听到笛声阵阵，仿佛枪击。再过几天胆子大起来，敢于和汽车斗智斗勇。最为励志的一次经验，大概是跟着一位半身不遂的老汉过马路。他一跑一颠地在横跨六道的斑马线上冲锋，已经到了不顾红灯的地步。我这个业余马拉松选手怎么能够畏缩？便紧跟不舍。过了马路后，发现这位急得不要命的老汉和我走同一个方向，于是就跟着他走，想看看他究竟什么急务在身。又到了一个路口，他停下来，加入了一群下象棋、玩鸟笼的老汉们……

    从美国回到中国最危险的是开始几天。美国是车让人，大家习以为常。中国是人让车，大家也认为是天经地义。如果在北京的马路上车让人，连被让的行人也觉得司机有毛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携着十二岁的女儿，搀着九十岁的老父，还有八十三岁的老母相随。即便是这么过马路，来车也摆出一副不躲就撞的架势。

    路口如此之乱，究竟是素质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个人的态度是，我们这些在海外长期不回来的人，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最好别动不动就指责中国人素质低。更有建设性的，是拿自己的经验进行一些对比，看看在制度和规则上中国有何缺失。

    据我的观察，北京一些重要路口的设计，核心思路是如何疏导车流，而不是如何方便行人。以我住的北三环附近一个六道的交通要道为例。首先是行人等候斑马线绿灯的时间过长，其次是斑马线的绿灯只亮一半。也就是说，你好不容易等到了斑马线的绿灯，也只能过一半马路；到了路中央的安全岛上，又被另一方向的车流拦住，必须等待另一半的绿灯。而光秃秃的安全岛毫无遮阳之处。在夏天的烈日下等候，噪音、尾气一起涌来，对每个行人都是煎熬。即使你有足够的耐心，一半一半地按规矩等绿灯利用斑马线过马路，也经常过不去。因为当斑马线的绿灯亮起来后，所有右转弯的车辆照样行驶，和行人抢道。在人要让车的情况下，你要等待右转弯的车过完才能踏上斑马线；好不容易到了公路的另一头，又被对面一侧的右转弯车辆所截堵。更有甚者，当你在这一艰难的奋斗中按照“先左后右”的规律小心提防来车时，说不定突然会从另一侧冲过来一辆逆行的自行车或摩托。这也怪不得前述那位半身不遂的老汉如此奋勇了。也许他倒未必是急于观棋。他要不那么拼命地一跑一颠，也许就永远也过不去这路口了。想想那些老弱病残，这日子可怎么过？

    美国的大路口如何呢？首先，我孤陋寡闻，没有见过只开放一半斑马线的绿灯。相反，有些大路口，斑马线的绿灯往往是四个方向一起亮起来。也就是说，所有路口的车都必须停下来，十字路口纯粹变成行人的天下。你横跨、纵跨、或者走十字路口的对角线都可以安心自得，而且时间相对充裕。其次，斑马线的绿灯，往往是行人控制。你走到斑马线的一端，就会看到电线杆子上有个按钮。一按，在下一个变灯的时刻斑马线的绿灯就亮了，所有车辆停止，等你过马路。有时一个行人就可以使四根车道上的车全停下来。当然更不用说，在一些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上，都立着醒目的招牌：“根据本州法律，车辆必须礼让行人。 ”我学开车时读的驾驶守则上说得很清楚：即使路口是放行的绿灯，也一定要先左顾右盼、谦让行人。

    我跟弹钢琴的女儿开玩笑说，简单的一个琴键，因弹击之不同可以表达出各种复杂的情感：悲哀、喜悦、缠绵、幽默……这听起来很高深，要有长年艰苦的训练。但是看看北京街头车辆的鸣笛，其表达的意思同样丰富：“不许动！ ”“当心！”“你丫找死呐！”“让开！”……好像大家都是无师自通的钢琴家。我妻子在美国拿到驾照开了两年车，居然不知道怎么鸣笛。最后我逼着她学会，以备不时之需。制度乎？素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