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发展引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于长江做到了这一点。在社会学领域颇有建树的他，视改善民生，推动和谐发展为己任，时刻关注着中国社会管理进程。他直言：重视社会管理工作，就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发展大势，抓住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社会新的转型趋势的关键点——是对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正确历史感知！

社会管理需要专业服务性质的社会组织

    十年前，源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社会管理被首次明确列入政府目标职能。接下来十年里，社会管理内涵经历了数次调整。近日胡锦涛明确表示，以创新思维探寻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社会管理模式，已成为中共执政新课题。

    于长江表示，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已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流动等方面，出现了种种失衡和失调，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旧的社会管理理念和体系，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甚至成为某些社会疏离、社会对立的诱因。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要想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在社会管理领域进行很多调整工作，对旧的社会管理体系进行梳理和评估，改革某些不合时宜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探索完善更务实有效、更具智慧和人性化的思路，努力构建一个多样、均衡、活力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社会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急剧转型中，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究竟是强化党和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还是发展党政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来分担各种具体的社会管理功能？这个问题，社会各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

    “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发展大量具有专业服务性质的社会组织，以服务的形式进行社会管理。这类社会组织应该是小而多，避免形成垄断和独霸，就是通过众多组织的服务竞争和互相制约，保证其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责任，也便于政府在必要时对其进行调控和引导。”于长江如是说。

    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现代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党做为曾经的包打天下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已经逐步转变职能，主要把握政治方向和决定大政方针，不负责处理各种具体事务。

    于长江建议，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也可以逐步转型，只在重大、全局性的社会管理事务中发挥作用，而其他具体的局部的社会管理事务，尽可能多地移交给各类半官方、自发性或公益性社会组织去处理。这些组织可以与政府保持某种关联性，政府能随时了解它们的动态和状况，进行必要的支持、引导和牵制，但具体工作上，不必事事干预。

    事实上，在很多发达国家或地区，大量社会事务正是依靠半自发性质的社会组织来处理的，这是一种“巧治理”或称“聪明治理”（smart governance）。

社会管理模式应该多元化

    在于长江看来，造成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主要在于很多属于不同社会形态中存在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同时叠加在一起。

    “由于中国社会在几十年里，跨越式地完成了其它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把从传统农业社会、计划经济工业化、市场经济现代化城市化等本来自成体系的社会管理逻辑和手段混杂在一起，各自的功能和矛盾也都集中在一起，盘根错节，很难处理。”

    从人的方面来说，几十年中经历了好几种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思想影响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相差迥异。再加之社会各界关于社会管理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形成共识，存在着基本价值和基本理念的重大分歧。

    他说，以社会组织为例，至今我们还没有一种关于社会组织基本定义、基本功能、基本评价的共识。有的人为社会组织应该成为未来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有的人则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可能导致社会分化、冲突和动荡等等。

    “关于管理，有的人认为管理就是加强限制和控制，订立更多的法规，招募更多的执法人员，从严从重处理各种违规行为，有的人则认为恰恰应该放宽各种硬性管制，通过“放”来培养公民的自律、自我组织和自我平衡能力，达到各种力量自我均衡的管理状态等等。这些不同的思路，使得我们的社会管理，经常逻辑不清，各自为政。”

    他认为，关于具体的解决方式也只能在实践中摸索。鉴于中国之大，首先应该充分尊重各地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不应该一刀切，应该发展出多元多样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要让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身份公民，广泛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讨论和探索中来，决策部门要不含成见和偏见地认真了解研究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不同视角、不同理念人士的看法。

    于长江强调，在这一过程中，还应特别注意发现和收集广大公众在各领域的具体实践中实际采用的各种方法，尊重广大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博采众家之长，既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成员的聪明智慧，又通过这种参与来促成认同，形成共识，为社会管理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

对公众“自发性”认知和发挥还不够

    近年来，围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各地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探索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少社会学家仍认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依然严重滞后，这也是制约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最大瓶颈。

    在于长江看来，中国社会管理的最大瓶颈不是体制，而是治理理念滞后（也可以说是关于社会管理的基本思路存在分歧，缺少共识）。他认为，制度或体制，都是靠具有基本共识的人来建立和运作的，所以基本理念还是很重要。体制建设，是一个操作层面的东西，如果在理念上有某些共识，制度本身也不是太难建立。

    当然，制度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观念。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从体制入手，如果暂时有不同理念，就可以尝试不同的体制，进行良性竞争，通过不同体制公开透明的试运行，让社会各界看看哪种好，就慢慢互相借鉴，而不是强行推广。

    “我觉得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理念和体制上，主要一个空白点，就是对于公众的“自发性”的认知和发挥不够。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公众自发性，作为一种不可预测的、可能失控的东西，以防范控制为主。这种习惯心理使得很多管理，不能顺势而为，不能利用民间自发秩序，而不得不采取外部的、强制性的方式，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而结果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事实上，一定人口组成的社会，都会有一种自发形成规范秩序的趋势。换言之，一个社会的秩序不仅仅是依靠外部强加的，秩序经常是社会内部自然生成的一种自然趋势，是一种超个体的“群体本能”。比如，目前城市交通，大多倾向于用越来越多的红绿灯和道路标志来强制管理，似乎越多路口安装红绿灯和铁栏杆，就越表明“加强管理”。其实，这种思路经常是南辕北辙的。

    他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些小城市没有红绿灯的小路口，各种行人、自行车、三轮车、电单车、摩托车、小汽车甚至中型货车在狭窄混杂的道路中，基本可以勉强通过。它们看似混乱拥挤，但恰恰乱中有序，并不会真正堵塞。即使一旦堵塞，通常会有自发协调舒缓的趋势，有些小的磕碰也不计较。这种自发的秩序，比凭借红绿灯和铁栏杆硬性的管理要重要得多！可见，人们自发协调疏导的能力，节约而高效，是社会管理最宝贵、最值得研究和发掘的力量。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社会中那些自发的规范力量，发现社会人口自身蕴含的形形色色的管理功能，发掘公众和民间自发性形成服务、互动、奖罚和协调的规律，引导、利用或改造这些自然秩序来优化社会关系、调整社会行为，这才是四两拨千斤的低碳环保人性化的社会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