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企业并非慈善组织，除了商业上的责任需要履行之外，盈利不仅是企业的本能，更是人家的生存之道，既然如此，企业对其产品和服务如何定价与收费，实在是人家最基本的权利，假如连这一点都要干涉，倒是有违市场的规律，甚至侵犯了企业的经营权。

　　乍一看来，作为高速公路的投资和经营者，在如何收费上，高速公路公司似乎应该享有定价权。但是，假如简单的将高速公路等同于普通的商品和服务，甚至认为商业领域的随行就市规则，也同样适用于高速公路，恰恰是一个误区。真实的情形是，企业的定价权其实并非没有前提，也绝非可以随心所欲，相对充分的市场竞争，正是企业定价权的前提，同样也是对企业定价的天然约束。相形之下，高速公路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其实天生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尽管司机嫌高速公路收费高，还可以选择国道，但是，这样的竞争其实既不公平，更不充分，当高速公路的高收费导致了国道经常性拥堵时，显然背离了高速公路建设的初衷，更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高速公路收费的不合理。

　　而按理来说，高速公路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其投资与管理运营其实更应由国家财政承担，国家投资运营高速公路，更应不以盈利为目的。即便是国家财政在这方面力有不逮，需要引入企业和民间资金，既然高速公路资源存在唯一性与相对垄断性，也就注定了不能全由运营企业自说自话，而应该对投资收益率进行限制，设置收费上限，并建立相应的投资运营企业的获利退出机制。这其实是所有公共服务引入民间投资都应遵循的规则与前提。

　　一言以蔽之，正如员工并不能仅仅因为个人“房贷压力大”便要求老板加薪涨工资，企业同样不能把“还贷压力大”作为“高收费”的理由。否则的话，企业成本控制与运营管理能力上的缺陷必然被掩盖，而公共服务垄断经营者的“哭穷”伎俩，更将惟妙惟肖的接踵上演。（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