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长江：

北京大学深圳人文学院执行院长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说起来我也算比较早介入的，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不是做一个面面俱到的、综合性的报告，也不是做一个全面评估。我记得最早是做一些个案研究，针对当时我们认为的中国城市化存在的某些偏差，认为会有一种纠偏的效果。刚开始我们观点更激进，但在做的过程中，趋于温和，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导向性。

　　我的专业背景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城市化是从小城镇开始做，最早是反对城市化这个词，一直用城乡关系和城乡发展。因为我们觉得城市化有导向性，暗示农村是错误的，一定要城市化才能发展。那时候我认为城乡化才是最好的，后来改成城市化，大家认为现代化只有城市化一条路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有一些争论，我本身就在这里面成长起来的。

　　现在看这个评估报告有比较强调操作性，学术上的更多讨论，实在是装不下了。实际上，我们就是针对中国当下，这一轮城市化有一些事情看着不对，我们有一种责任在里面。国内的城市化，这几年政府部门做的指标很多，但这些指标跟我们的指标不同，政府做的指标变成体现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工作成就，往往这个部门要上，那个部门也要上，但真正评估指标正好相反。假如你能用一个指标真把问题给评出来，这个指标是最高水平的。应该说，它实际隐含着所有内在的相关性、逻辑性。相同因素不能重复计算，不能重叠，逻辑不能重复，不能循环。做到最后通常就是在不同维度上设指标，同类指标之间明显相关就不应该放上去。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存在重复使用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最后造成技术上的不均衡。

　　这个报告强调可操作性，最后形成这五个方面。在指标的取舍上有点难，这里面希望纳入一定的因果关系，就是说只要这个指标高，那个自然就会高，但这个非常难，在社会因素上非常难找到直接相关。这个《评估报告》比起一般指标来说，重视了民生问题，包括医疗、就业。民生里面的连带问题到底有没有，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这个食品安全能不能保证其他指标也高，这个需要根据大家的反馈，反复试错才行。好在《评估报告》不是考核政绩的，我们还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作为民间机构发布的《评估报告》，比政府发布要好。因为政府部门发布以后就容易变成一个依据，执行起来容易出问题，会有人主动往上贴，基层不知道会玩出什么花样。我们作为民间机构，还是相对宽松、自由一点。

　　当然有一些指标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比如说生态，人均公园绿地这些是不是能反映出生态，还需要斟酌。现在好像没有把街区指标纳入。包括绿化，往往都搞成绿地，如果是树木、树林，或者是树的绿化和草的绿化会怎么样？现在很多不是我们想要的维度，统计全是数量，而我们要的是质量，质量怎么转化过来，这个转化过程一直比较麻烦。像科研能力、专利数这个也纠结了很长时间，如果一个地方正好赶上学校很多，现在一些理工科院校强调专利，是不是说一定能反映出它的科技能力？像深圳原来就一所大学，也没有什么专利，经济如此好。现在是找不到一个更好的，那怎么反映它的问题？刚才说到“人的城市化”，文化方面、人文方面，又怎么样能够体现？仅统计文化馆、图书馆其实意义也不大。比如，深圳早就叫“图书馆之城”，到处建图书馆，因为当时只要申请图书馆的都能建起来，所以当时连街道都建博物馆。城市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人关系的变化，体现城市性，市民对城市活动的参与度，也反映了政治体系的宽容度，现在找不到相关指标。

　　现在很多城市虽然经济各方面指标很高，但没有形成优势。我们说城市化关键是一个“化”，你所谓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这个理想状态大家有争议。我觉得这个《评估报告》不妨先推出来，让社会评价一下。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调查，做一些补充。这样在今后继续推出的报告就显得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