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财经观察员，荣获“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等奖项。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与政策分析、国企改革、市场跟踪与预测

中央十项扩大内需的措施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聚焦农村制度改革将对中国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赵晓认为：“影响将是深刻的，因为中国已经到了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到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城乡统筹，更加注重城乡平衡。未来，农村将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赵晓认为，本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来说是百年不遇的危机，对中国而言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他建议，除了已经出台的4万亿扩大内需的措施，政府还应从资本市场等方面继续出台政策，让中国经济恢复“元气”。他坚信，这会让中国经济在2010年全面复苏，中国会成为本轮金融危机中第一个复苏的国家，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引擎！他预测，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篇章一:“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30年城市化得与失
　 中国的城市化被誉为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优秀成果之一。对城市化一直颇有研究、也提出过不少尖锐观点的赵晓，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30年的得与失呢？
　

赵晓认为，中国城市化最大的“得”就是发展快。他说：“这种发展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化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每年有1200多万农民进城，以及正在进行的“造城运动”，他用“这是很了不得的！”来形容。
他说，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所塑造，被城市所改造。“农村中国”变成了一个“城市中国”，这在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加工业，另一台就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化。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他认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城市化的成果没有让大家共享。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些人依靠土地收益迅速致富，但另外一些人的权益却被剥夺；第二，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传统的东西被破坏掉了，这使得中国“千城一面”现象普遍，城市缺乏自身的特点、文化、历史。“在城市化道路继续向前的同时，我们必须反思、改进，重视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传统资源，包括文化、历史、建筑风格。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我们也不能以破坏财富获得GDP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的代价最终将是我们付不起的。”
　 他以欧洲为例，“虽然它的GDP没有中国增长快，但财富在不断积累。欧洲有很多千年历史的建筑，至今仍可居住，人们不仅可以看得见历史，还能摸得着历史，更可以活在历史中。这给人们带来无形的成就以及更高的实际福利。记得去瑞银访问时，我落塌于拿破仑当年在瑞士的一座行宫，感觉恍然若失，不知自己到底身处何处，今夕何年？那么我在想，我们中国的历史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在更让我们亲切熟悉且美好的文化和自然环境之中?”
　 他表示，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尚需要完善伦理建设，尤其需要一种谦卑的心态，只有谦卑，才能尊重前人留下的东西，考虑左邻右舍的利益，同时考虑为后人留下发展空间，如此将城市化的发展建立于稳固的根基上。我们需要学习瑞士人“我们要保存旧的，同时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精神，而不是像现在用一种很骄傲的心态，征服者的心态，急功近利的心态去进行城市化。“我们要为城市化、现代化找心，就是说我们要思考用一颗怎样的心去建设现代化。这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制度建设还要内在和重要。”

中国处在城乡一体化关键时期
　 城市化的发展让中国的城市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 然而城乡之间的差别，尤其是收入差距却在逐步拉大。据农业部的统计，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对此，赵晓却有着另一番解读：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城乡差别正是城市化的拉力。但如果说以前，城乡差别更多还是应该肯定的话，现在到了一个转变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到达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应该进入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了。也许这次中央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的措施会是一个转折点，大大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同时前不久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更加聚焦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这也说明中国已经到了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到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城乡统筹，更加注重城乡平衡。在未来这样一个前景下，我相信中国的城市化会出现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过着像城市一样的现代化生活。农村将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热议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改革，赵晓“颇感欢欣”，因为这是他一直主张的改革方向——要从残缺的土地产权逐渐转向建立现代土地产权制度。他直言，流转权的改革只能算是一个过渡，一个初步的开始，其方向是好的，但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离规范和理想的制度形式还差得很远。
　 赵晓对重庆城乡统筹的试点表示赞赏，认为这样可以摸索出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可以让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建立在健康的、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上，更可以让收益分配更加均衡。他建议，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试点，以积累经验。
　 至于农村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他表示，一方面扩大内需会极大地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而准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等）可以通过商业化运作解决，但要取决于政府对于基本制度的改革，能否允许民间资本的介入。另外，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未来城乡一体化是否可以让公费医疗、交通卡等等在各地同时使用予以解决。
　 他预测，5年后北京的人均GDP将从8000美元跨越10000美元，一线城市的人均收入会比现在增加50%，收入的增加会改变人们的居住理念，让很多人从城市走向农村，这也必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从农民进城打工的单向流动走向“城乡双向对流”。

城市化缓和人和土地的紧张关系
　 基于中国土地资源现状，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赵晓表示，依然坚持自己曾经提出的走日本集约型的都市圈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美国的粗放型道路，并且他认为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的经济走廊也将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而对于近年来城市化的发展将占用越来越多的土地，中国的土地将越来越紧张等观点，赵晓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对中国的土地前景持乐观态度，“因为城市化的发展能够做到用更少的地养活更多的人，同时释放出更多的土地，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和土地关系不是越来越紧张，而是越来越缓和。”
　 他说：“耕地问题对我们很重要，但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土地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其中又包含着人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带来的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又是不同的。”
　 “现代化在中国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人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表现为集约型。像东莞，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使得一小块地能够容纳几百人。在居住方面，相比农村，城市人均占有土地只是农村的1/5，住宅大多是高层楼房，望京地区10.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容纳了30多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县城人口。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增加了1.3倍的人口，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的居住方式，让同样的一块土地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且还让人们活得更好。因此，我认为，目前拉动内需的关键还是要从‘住’着手，着力打造包括居住本省、周边配套、生态环境等方面，提高居住舒适度。”
　 那么，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居住舒适和人口之间的矛盾呢？赵晓认为这并不难解决，他甚至相信未来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住上联排别墅。“我这样判断有几点原因，第一是未来中国人和土地的矛盾会越来越缓和，第二城市化会释放出更多的土地，第三中国未来会进行国土整治。另外，人们居住不一定要占用耕地，山坡、洼地都可以，新兴的海地产的概念未来也会被许多人采纳。建筑的空间和形式是可以拓展的。现代化的发展一定是让人们居住得更宽敞、更舒适。我觉得应该对未来的人居前景更乐观，在产权改造、土地改造、城市规划等方面有更多的创新，目的就是让人们活得更好。” 

篇章二: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

中国将“王者归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11月15日，20国集团领导人聚首华盛顿，共议破解世界性金融危机和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在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之际，“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依然表现出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因此被国际社会予以厚望。
　 赵晓认为“新兴经济体”的说法不当：“我不愿意用新兴经济体这个词，这是西方的说法，我在跟他们交流时，常常纠正他们的说法。我告诉他们，中国是come back（归来）。因为在人类漫长历史时期的赛跑中，90％以上的时间中国都是领跑者，所以中国不是崛起，不是新兴经济体，而是归来。1620年时，中国和印度加起来经济总量能够占到全世界的60％。但后来亚洲落后了，现在亚洲的国家又一个个回来了。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是‘王者归来’。如果将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说明我们没有历史，前人什么都没做，事实上，我们的前人做得很好，甚至比我们还好。”
　 对于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赵晓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坚信，世界的金融乃至经济格局就此改写。6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拯救世界经济的大旗，这一次，冷战之后一级独霸的格局结束了，世界进入多级格局中。“金砖四国”的地位会变得更加重要。
　 “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成为亚洲的大国，这次金融危机将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大国。对世界来说，这是百年不遇的危机，对中国来说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他预测，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金融危机凸显中国实力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全世界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有更精彩的表演。世界看中的显然不只是中国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是中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当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后，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当天美国主要的财经媒体拿出大量篇幅谈论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彭博新闻社在其头条新闻中写道：“中国推出的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不仅在帮助自己，也在帮助世界。”文章还援引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很少有国家能够推出这种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为其他国家应对危机树立了榜样。”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财经频道BNBC邀请了多位专家分析中国经济计划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一位专家指出，虽然市场做出了积极反应，但实际上很多人低估了中国扩大内需措施的深远意义，作为世界经济的另外一个火车头，中国保持高速增长将遏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赵晓表示，10项措施的出台提振了人们的信心，股票市场也开始大涨，但要注意到，这4万亿中有很多存量项目，而只有新增投资才会对经济产生一个额外的刺激。“因此，我更关注明年全国人大会出台的财政预算方案以及国债发行额。我估计至少会达到3000亿以上，因为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上届政府的3倍，所以扩大内需的国债发行也应该是3倍以上。这是关键所在。我相信中国有机会，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做。”
　 “另外，除了对实体经济投钱，资本市场同样需要注资。”他呼吁政府还要继续出台刺激经济的措施。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步，启动股市，让中国股市从目前的点位回升到3500点以上，让股灾中8000万到1个亿的中产阶级重新复活。这样，人们就会开始像以前消费；第二步，出台股市政策，对大小非做一些调整，大非不减持，小非放开，股市很快就会上涨，信心也会随之恢复；第三步，明年3月全国人大出台财政政策，予以经济更多的刺激；第四步，到明年三季度，中国经济会见底回升，这样又会进一步刺激消费。
　 “这样，中国经济就会在2010年全面复苏，中国会成为本轮经济危机中第一个复苏的国家，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再次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引擎！同时中国的股市也会带动全世界，成为世界股市的晴雨表。中国也将夺回价格方面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这将是中国大国崛起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主要表现。”

房地产进入“市场地产+民生地产”时代
　 中国楼市从1998年至今走过了近10年的繁荣，在世界金融危机的笼罩下，中国经济的下滑、股市的暴跌，让楼市难以避免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景象。
　 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在调查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35个城市的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环比出现下降。“金九银十”往往是楼市价量齐涨的传统销售旺季。但据了解，“金九银十”期间，全国各地楼市成交量都比去年同期减少70%左右。
　 与股市暴跌相比，楼市的下跌让消费者反映更强烈，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救市”。赵晓分析，这主要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时间还很短，无论是政府还是消费者都还不成熟。并且股市是投资品，更多的是中产阶级介入，他们的心里承受能力更强，同时股市的下跌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消费，所以表现相对平静。而楼市是必需品，消费者更多的是普通百姓，他们有怨言，有压力，有困难，所以对于楼市下跌反映强烈，这是很正常的。
　 “这场经济危机，对于股民来说，既要看到金融收益，也要看到金融风险。对于政府，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要匹配，让股市更加稳健。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我相信是质变的过程，过去20年中国的房地产从计划地产走向市场地产，此次房地产的调整，以及扩大内需10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让中国房地产走进市场地产＋民生地产的时代。我预测，2010年，房地产会逐渐恢复。再有3年左右的时间，保持15%到30%的速度增长，房地产的泡沫就会消灭了。”

篇章三:享受做学者的快乐

政府谏言家
　 赵晓是一位很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青年经济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与政策分析、国企改革、市场跟踪与预测，特别是在通货紧缩问题上于1998—1999两年内在《经济研究》发表四篇文章，从趋势到政策均做出精辟的分析，直接影响了当时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
　 近几年来，他又在中国的财政危机、石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就业与失业、企业成长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政策分析。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一文由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亲批给国务院经济学家会议参阅。
在中国，他第一次从市场伦理的角度对不同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开拓了认识市场经济、理解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全新领域，并处于该研究领域的前沿。
　 在《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核心中文期刊上，他发表文章200多篇，他还是《经济观察报》等报刊专栏作者，发表的多篇经济学随笔被《读者》转载。
　 赵晓也是一位观点犀利、特立独行的学者，当年在房地产暴涨时，针对国家若干不适当的调控政策，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在中国经济开始下滑之际，他先后撰文《中国经济正走在十字路口》、《紧缩的钟摆或需回调》、《当前政策转变的三大迷幻》等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他的建议常常被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货币政策委员会采纳。对此，他感到“很幸运”。

调研报告成为国家政策
　 实际上，早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赵晓就在改革的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谏言角色。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之后，赵晓就拿到了两个offer：一个来自林毅夫教授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录取通知书，另一个来自国家经贸委。
赵晓选择了延迟一年读博，先去了国家经贸委做研究。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增值税的改革，内容是把以前对部分行业和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措施废除掉。
　 赵晓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模具这个市场具有其特殊性。首先，这个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很大，许多产品都是靠模具生产出来的。模具的发展情况，影响着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和水平；其次，模具行业的人才培养周期很长。从普通的模具工，到合格的模具工，需要至少七八年的时间。如果这个行业的发展完全靠市场调节，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断档，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通过对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研究，赵晓发现，在这些国家，模具行业是受到政策保护的，模具行业享受了包括减税在内的许多优惠政策。于是，在赵晓的调研报告中，就有了对模具行业的铸造件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建议。
时任经贸委副主任的朱 基看到赵晓的报告，非常赞成，便将赵晓的建议变成了国家的一项新政策。

公众代言人
　 作为中国颇受关注的经济学家，赵晓的“尖锐”也让他经常遭到许多“攻击”。对此，他淡然一笑，“我原来在政府工作，后来到了大学，我很享受做学者，因为学者有学者的快乐、学者的自由，做学者可以追求真理，追求真知，可以和别人分享真知。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我更追求真理。就像拍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真理是最重要的。”
“我做学问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只为实’，就是不要想着去讨好领导，不要从教条主义出发，同时也不要讨大众的喜欢， 即不要去媚俗。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要超脱，最重要的是是否讲出了事实。所以，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评价，更在意的是我所提的这些观点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是否能够揭示事实。我提存款准备金率要下调可能是最早的，人家不同意，有人责骂、有人要和我打赌，但事实证明我的建议是对的。所以，我会更关注所揭示的是否是事实。”
“如果仔细看我的博客会发现，我基本上是为公众利益代言。2007年以前我强调比较多的，是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强调发展模式的健康性，包括强调土地产权制度变革，这些都是为弱势群体说话。近期，我呼吁稳定市场、稳定经济，有人认为我是为企业家说话，但其实我是为了公众利益说话。现在我们看到，经济的下滑、房地产的不景气让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好事。我可以住在深山老林，但我希望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
就此次提出的4项经济刺激建议是否会被政府采纳，赵晓很自信：“我相信会被政府采纳，因为我们的政府很明智，我们的网民也会更加成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