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修建高铁，是多种社会机制运作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引导，也有各省各地区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部门特定领导人政绩和利益驱动。由于高铁建设耗资巨大，会占用大量社会资源，所以关于高铁实际效果和利弊的讨论也一直存在，各类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分析了高铁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一种观点认为，高铁能够极大地促进沿途区域发展，“要致富，先修路”，高铁能为沿途城乡区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助力，不仅推动了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也全面带动了中小城市、城镇和乡村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高铁可以强化都市圈联系，建构城市网络，“高铁+城市网络”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高铁在促进了一些中心大城市和城市群核心地带人口、经济、产值等上升之外，并没有普遍带动城乡区域发展，相反，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或者大城市周边地区，由于高铁的建设，在人口和产值方面，出现了不少增速下降或数量减少的现象……

　　梳理这些关于高铁实际效果的研究，大多数是从两个视角，一个视角是从对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谈高铁的影响，这种视角，主要是政府关心的GDP等方面，其中对“城市化”的影响，但着力点仍然在产业和经济发张方面。另一个视角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研究如何安排车站位置、周围空间、相关产业布局等，力图发挥高铁优势，避免可能造成的问题等。

　　笔者认为近年来的这些研究中，存在着“目中无人”的倾向——大多数研究主要着眼于“高铁”与“城市”，而不太关注其中最重要的主体——“人”。尽管各种研究中都会涉及到“人口”，但主要是从人口数量、客流量、人力资源流动等经济要素的角度来看“人”，比较缺少从“人”本身来分析的思路。

　　笔者想强调高铁发展对“人”的影响。“人”是在高铁建设与城市化中最活跃最主动的因素。高铁所经过的区域，所谓“城市”和“乡村”，首先是人类的一种生存状态。高铁的出现，会引发沿途社会的很多种变化，但变化不仅仅是经济或产业方面的，而是包含了“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和社会关系，但“人”的这些改变往往不能直接体现为可统计的各种指标，不能像经济或者产业变化一样容易被测量和比较，所以也往往不纳入常规分析。

　　但历史上许多重要技术发明改变社会，事实上是从改变“人”开始的，高铁就属于一种强烈改变“人”的生存状态的技术——它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了一种新的交通工具或者新产业，而是它改变人们的“活法”，产业和经济效益只是它诸多表现形式之一，而它更深远的影响是在社会人文方面的。对于高铁实际影响效果的分析，不能忽视对“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