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兴区火灾之后，“三合一”“多合一”建筑成为整治重点。有媒体记者就发现，北京多处住宅区存在“民宅商用”问题。比如，北京西城区黄寺大街北广家园，其中6号楼为住宅性质，但是住宅楼里的办公的公司已达到30余家，经营范围包括瑜伽、美容、科技等种类。业主们已向多部门反映，至今无果。

    “民宅商用”扰民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的确，住宅建筑的电梯容量、消防通道、排污等等都是根据居民居住的目的设计的，不是为办公乃至对外经营设计的。一旦住宅成为办公场所，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人流，增加住宅的治安环境的复杂性。比如，一般小区会通过门卡进行封闭管理，一旦成为经营场所，必然带来顾客、搬运工、快递员等人员的来来往往，就很难进行严格的人员出入管理，还会滋生盗窃等刑事犯罪。甚至单就住宅电梯和住宅区车位来说，也难以负荷商业用途的人群潮汐变化。

　　居民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提供的是一个守望相助的小区环境，但经营场所带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两者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但是，“民宅商用”的问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民宅禁商”会导致增加创业难度的问题。2006年，工商部门曾发出“住宅禁商令”，禁止企业选择住宅楼为注册地址。但是，让初创中小企业直接租写字楼、招商铺，会增加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和难度。要知道，如今如日中天的阿里巴巴，当年马云也是在居民楼里创业的。创业门槛过高，可能会扼杀中国经济的创新动力。

　　这似乎形成了一个“两难”局面：“民宅商用”会扰民，“民宅禁商”又会影响创业型中小企业生存。

　　其实，居民安宁与创业便利，两者并不具有对抗性矛盾。这就需要做出精细化管理、区别化对待，不能搞大水漫灌，得找出精确的算法，让各方利益得到平衡，别一脚刹车踩死。这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公共政策拿捏得当。

　　首先，守住城市安全底线，逐渐解决“存量”的问题。

　　对于“民宅商用”涉及的城市安全问题，必须实行一票否决制。那种仓储、经营、人员住宿的“三合一”场所，或者在居民楼开设娱乐场所、黑心食品加工的企业，要么是存在严重的消防治安隐患，要买其经营本身已经构成违法，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对这些“民宅商用”必须坚决取缔，决不允许任何企业、业主打着“创业”“便民”的旗号挑战城市安全底线。不能因为一些企业多年之前就注册在居民楼，就不去解决这些“存量问题”。

　　其次，可以摸索试行“白名单”制度，允许特定行业在住宅注册。比如，一些动漫公司、设计公司、互联网销售公司，可以试点让他们在住宅楼里工商注册。因为这些公司很多就是“宅男宅女”的创业项目，公司的员工不多，对居民楼也没有频繁的货物搬运、人员来往等“负外部性”。不妨在制度空间给他们一些弹性的空间。

　　第三，对于“民宅商用”的选择权，应该充分赋权所有的业主。

　　从法律层面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在不违反法律的提前下，允许不允许自己家的邻居在住宅里搞经营，这是相邻权，属于公民物权的组成部分。拿捏解决“民宅商用”扰民，还得充分赋权业主。

　　总之，解决“民宅商用”扰民与降低创业成本的两难，还得找出精确算法，不能一刀切，需要精细化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