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播城市化专业知识为己任
2024年03月28日
星期四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中国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低技能”劳动者
时间:2017-09-14 09:58:19  来源:新华网 

  如果今天大城市的现状不符合大家对“理想城市”的定义的话(比如不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绿化的面积大一点,房子大一点,生活成本低一点等等),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还是往大城市去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我定义为“城市的新生”。

    上海对标纽约、伦敦:有对比,才有差距

  我来自上海,因为个人家庭的原因,我对上海这个城市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在上海提出了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在规划里表述为:

  上海要追求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要建设一座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和人文之城。

  提出目标是非常容易的,但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今天很多城市建设的方法,恐怕未见得离这样的目标越来越近,甚至有可能越来越远。

  如果上海未来对标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能不能做到呢?

  如果简简单单地从中国的经济体量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迅速超越美国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中国会很快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左右,产生一个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城市其实并不奇怪。

  但是,来看看纽约和伦敦的数据,就会知道“差距在哪里”。

  纽约:截止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伦敦:2011年,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

  再看外籍(国籍)的情况,目前纽约的常住人口居民中,外籍的居民占比24%。而现在中国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了40%。我们一直在说“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在纽约和伦敦的外国人就太多了。

  在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全球的一线城市,且不希望我们的人口结构未来变成纽约、伦敦这样,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大家会相信这个假设吗?如果你要相信的话,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你疯了。

  如果真的想让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能引领中国,代表国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同台竞争,你首先要吸引的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首先就会体现在城市的人口结构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离建设全球城市的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

  刚才讲“要吸引人才”,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怎么吸引人才”。如果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离开还是留下,就看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收入,“你在这个城市能挣多少钱”;第二个变量是支出,“收入超过支出越大,这个城市对你的吸引力就越高”。

  当然,这里面并不是别的因素不重要,这是为了高度简化。在考虑收入这个因素之外,你可能还会考虑到这个城市其他的特征,比如这个城市的消费是不是多元化,环境是不是美好。至于支出方面,除了住房成本、服务成本以外,你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个城市的通勤需要花多长时间。

  我把整个分析框架的高度简约到就关注这两个变量。而在支出这一端,有两个支出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成本:

  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服务价格。它们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两个成本。在你的每一天生活中,很多东西不是本地生产,是从外面运进来的——这些跟你本地的土地成本、住房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关系并不大。但是,住房和服务必须是本地生活的。

  而这两个支出的成本其实都跟城市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有关系。

  2003年以来,中国在人口净流入的城市,都在控制着土地供应。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口净流入城市,如果你是房地产开发商,你会造房子;如果你有地,你会把土地卖给造房子的开发商造房子,直到碰到两件事情停下来:

  第一、政府说,“我的城市面积已经扩张够了,你再扩张就到国家森林公园了,不能再扩张了”,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你扩张到最后,老百姓说“我不去了,你再造房子我也不买。因为我到那个城市生活的成本太高,每天上班还要花2小时,我不愿意”。

  一个是因为政府管制的机制,一个是因为市场机制的选择。

  即便如此,哪怕碰到政府管制、到了城市发展边界的同时,如果这个人还愿意往里去,你会在市场经济的国家看到什么——就是“楼越造越高”。

  曼哈顿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高楼。但是到今天为止,曼哈顿的城市更新仍然没有停止。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在我说出“我要去”这句话的时候,这背后有些什么考量呢?我想这个考量就是,“我的收入比支出来得更多,我还愿意去”。有些地方倒是便宜,但是当这个地方便宜的时候,收入也会降得更快,这样的城市大家不会去。

  所以,高的收入和高的成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真正决定你在哪里住的其实是这两个的差额。

  当前,一些人口流入地限制人口,限制的又恰恰是从事生活性服务业的人群。然而,城市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吗?

  首先,如果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城市,会看到在人口增加几倍的同时,不拥堵也不污染。你应该看到拥堵、污染成倍增加,等比例增加才对。

  其次,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些问题是由于人多导致的,那把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都赶走,城市就不拥堵了。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要开车、要住大房子,他们占据着比较好的公共资源。

  但是从事生活性、消费性服务业的人离开了城市,这座城市的服务成本会提高,它要怎么去竞争、吸引人才呢?

  政策上要平衡发展不是让经济资源均匀分布,这样不仅没有效率,而且会阻碍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的自由流动,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大城市吸引了高科技人才,一定会带来对“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美国的统计,如果一个城市来一个高科技人才,他会带来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超市收银员、一个家政服务员、一个餐馆服务员。其实,在大城市人口结构里,“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

  所以,中国今天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从事“消费性、生活性服务业”的人,当这些行业的成本提高的时候,城市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的是降低成本

    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供给不断适应需求。怎么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是降低成本:要有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要让土地市场跟人口的流动适应起来,要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能向理想城市的方向迈进。“城市的新生”包含这两层含义:

  第一,中国恰恰要发挥大国人口的优势,来利用城市的规模经济,把人口当做资源。

  第二,有效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相结合,应该是让供给更加适应需求。同时,从人类发展的未来和全社会的普遍经验来讲,公共服务要讲究公正性、公平性,体现城市的包容性,不能把公共服务作为特权给予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比如本地户籍人口,那不是公正的市场经济。

    (文/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相关新闻
友情链接:  国务院 住建部 自然资源部 发改委 卫健委 交通运输部 科技部 环保部 工信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 新华社 中新社 搜狐焦点网 新浪乐居 搜房
中国风景园林网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城市化网版权所有:北京地球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ervice@ciudsr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