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播城市化专业知识为己任
2024年04月2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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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让乡村终结的背后是在动摇五千年文明之根。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识。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升温，出现了国学热。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那就是，使当今中国人感到自豪的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不能等同于国学，也不能等同于孔子和老子。从经济的视角看，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依托古代高度发达且成熟的农业经济而形成的。而古代农业经济的载体是乡村。从这个意义上看，依托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明之根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当我们以西方式的城市化为参照系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时，不要忘记，中国的乡村与曾经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方乡村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走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乡村解构和从农民到市民的痛苦转变，也曾遇到了传统乡村文化的自我保护与反抗，但有一点必须肯定，中世纪的西欧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村与农民。在15世纪西方开始走向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前，西欧的古代乡村文明仅有1000多年的历史，美国的乡村也仅有100多年历史。从文明演化的渊源上看，在世界古代文明体系中，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以工商业经济为基础、以城市为载体的文明。所以，近代以来起始于西方的城市化，恰恰是西方古代文明借助工业化力量的放大和延伸。而当今被城市化、被工业化解构的中国乡村，不仅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自我保护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乡村，而且也是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之根的乡村。我们在推进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对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仅简单地按照现代工业经济的生产力标准、货币化财富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乡村，那么我们将会在中国城市化中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其次，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化对中国的挑战，包含文化的传承模式转换。让农村终结的城市化，失去的将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对于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终极问题的解答来自统一的宗教信仰。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宗教，但中国人对我们从哪里来，却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始祖，那就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由于炎帝和黄帝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与华夏文明的创始人，而农业发展的载体又在农村，由此决定了中国人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不仅与共同始祖炎帝和黄帝有关，而且也与农村密切相关。在古代中国，无论你年轻时远游到什么地方，无论是经商还是做官，在进入老年之后，都要通过告老还乡或衣锦还乡来回答人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样一种以乡村为根系的轮回，使中国古代农村不仅是炎黄子孙们的归属之地，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财富、文化、智慧的传承与积累的重要载体。
正是这种高度分散的以乡村为载体的经济、文化与文明的生产、储存与传承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文明演化中规避风险、绵延不断演化至今的秘密所在。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虽然不断遭到外来民族的侵扰，中国古代的城市一次又一次地被摧毁，但不影响中华文明一次又一次地劫后再生。而劫后再生之根就在农村。所以，当今中国的城市化，遇到了西方城市化中没有遇到的一个时代难题，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传统文明与文化传承模式的转换。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彻底中断和改变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模式为代价，那么我们为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将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丢失。
第三，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城市化要走的是城市与乡村两元文明协调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而不是西方式的单极城市化之路。
西方式的城市化模式属于城市替代乡村的单极化城市模式，就是将城市作为近代以来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的唯一载体，将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作为现代文明唯一选择的城市化模式。具体讲，就是让传统的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走向终结，使传统乡村失去负载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成为单一地给城市人供给粮食的地方，使城市成为工业文明与文化创生与传承的唯一载体。对于中国的城市化模式而言，尽管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要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但从目前主导中国城市化的理论与许多地方推进城市化的思路看，并没有把中国的乡村上升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单元来对待，我们的城乡统筹仍然局限在把乡村改造成为城市的框架内进行。可以说，目前中国城市化之路基本上没有走出西方单极城市化模式的框架。这种模式，是以瓦解和中断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模式为代价，在城市化过程中正在终结的绝不是长期以来我们所误读的一个落后与愚昧的乡村，而恰恰是在触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根。
目前中国城市化之路提出的新挑战，是如何解决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有机结合问题，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面临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