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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宜居城市指标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时间:2016-07-11 16:35:57  来源:城市化网 

    城市化网讯  近日,由中科院地理所专家为主的研究团队(以下简称“团队”)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宜居城市排行的报告,引起广泛注意。鉴于中国还处城市化进程的中段,类似这种城市排序报告对今后的城市化可能产生影响,城市化委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不同观点。

  关键指标缺失

  党国英说,“因媒体未披露该团队所用的详尽评价指标及统计方法,通过查询这个团队的核心专家张文忠先生的相关论文,便知道他们采用的指标以及指标构成似有明显缺陷。”

  党国英认为,有两个指标很重要,但其团队似乎没有采用。一是一个城市的居民住宅区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比重;二是居民住宅区中独栋房屋区占全部住宅区的比重。他认为该团队的指标体系里有一个指标涉及人口密度,但它这个指标很可能与笔者提出的这两个指标关联不大。实际上,中国城市建成区的平均人口密度都不算高,东部还要比西部低点,与欧洲国家差别也不大。所以,这个人口密度指标没有什么意义,不能区别出城市宜居程度。

  党国英强调,前面说的两个指标的重要性,事出有因。按我们国家的城市规划标准,居民住宅区占城市建成区的比重是25—40%,但实践中鲜有超过的26%的。结果不难想象。在我们的城市,特别在城市的新城区,居民住宅区被挤压在一个角落,建成区的大部分面积是公共部门用地及各类所谓“法人”占地。于是,城市就必须大规模建高层住宅楼。这个景观刚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景观相反。在他们那里,市民的住宅区是低层房屋,且多是独栋房屋,而各公共部门及商界“法人”则往往在摩天大楼里,连东京、芝加哥、旧金山和巴黎这样的大型城市也是如此。

  高密度居住弊端大

  党国英表示,让城市居民挤高楼有很多坏处。

  一是高层楼房容易使居民受到心理伤害,降低人与人之间亲和力作用。这个已经被环境心理学所证实。

  二是高层楼房的财富增值与传承效应弱,不利于强化居民的富足感。居民很难通过自主行为对楼房本身做后续的结构与质量的提升。居民推开家门,就进入经济学所认定的相当拥挤的公共领域,而楼房所依凭的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品,由私人财产本来应有的独立感、安全感大打折扣。

  三是高层楼房的拥挤效应堵塞了城市型熟人社会的一个可能性,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城市型熟人社会本来比传统乡村熟人社会拥有更多的现代元素,更容易为道德调节作用开辟稳定空间。而经验观察强有力地证明,拥挤楼房里的居民彼此之间极少来往,可谓“门轴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在独栋房屋居住区,居民间更容易建立亲近关系,并形成熟人社会。

  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中国目前的主导性的城市居住形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中科院团队制定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也可以做一些更全面化的调整。

  中国凡是收入高的城市房价高昂,且住房买到手以后很难再引起住房消费(买房算投资),更不容易引起旁侧关联性消费。经济成长的规律之一是住房出行支出的占比越来越高,而中国人的住房出行平均支出的占比大约是美国的二分之一,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居住形态还不太合理。

  不要误解“紧凑型城市”

  党国英认为,该团队在制定宜居城市评价指标时参考了美国学者对旧金山居民的一项调查。美国人很喜欢旧金山这座城市,但旧金山居民的回答很可能无法反映形成宜居城市最关键的要素。道理很简单,旧金山居民一般不会面临类似中国人要住高层塔楼这样的选择,他们也不会面对一个居民住宅区占城市建成区25%以下的城市。这种关于一个城市功能结构的大尺度问题,居民不会有直接感受,而需要专家自己在研究时能够抽丝剥茧,发现真问题。

  对于城市宜居与否这个问题,党国英表示,虽然老百姓对城市大尺度上的功能结构不容易表达明确的看法,但在较长的时间里,他们最终会用脚投票,来表达他们的意愿。英国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设了不少所谓社会住宅,就是一座座呆板、沉闷、体量较大的多层楼房,但是有问题了!这些区域成了伦敦社会冲突的多发地!因为这种环境里是要慢慢积累闷气、戾气,莫名其妙地不能自控,在职场上惹麻烦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他变富裕的概率会很大么?所以,时间长了,不想把自己整坏的人就慢慢离开了这种社区,用自己的脚投票——走人!

  允许老百姓住得更好

  党国英强调,如果认为中国国情不允许中国城市的居民区占地多一些、独栋房屋占地多一些,是个误区。中国3%土地面积进一步规划利用,未来会使中国的每一个大小居民点变得宜居。中国很多城市周边有浅山区,是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植被维护的成本也比较高,如果有合理约束,允许适当建设住宅,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党国英表示,中科院团队的那些宜居城市指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任何国民都有关联,例如空气质量;还有一类与部分国民有关,例如住房的宽敞及小环境的质量。前一类指标出了问题,改起来相对容易,因为决策者会有切身体会;后一类改起来的不大容易,决策者可能没有感同身受。至于说到国民居住形态与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关系,更有可能不被当做需要急迫需要面对的问题。希望专家选用指标的时候更全面一些,这有利于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深层次难题,提出重大改革举措,最终实现城乡建设政策的调整,让中国城乡真正变得更宜居、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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