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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五代人的城市化
时间:2016-06-11 16:41:04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李迪华 

  李迪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城市可持续发展专委会专家顾问

  说到城市化,于我的家庭而言,是一个涉及前后五代人、横跨百年的生命故事。

  从农村走出的铁路世家

  曾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私塾先生,还是远近有名的种田能手。直到今天去给曾祖父上坟,当地老人(族亲)还会以赞赏的口吻提及曾祖父是个“泥秀才”。遗憾的是,在祖父1岁半时,只有28岁的曾祖父染天花过世,留下上千现洋和田产。田产放租每年有14担谷和40块银元收入,依仗这样的条件,曾祖母独自把一儿一女拉扯大,终身未再嫁。

  或许因为受益发达的早期现代教育,在中国近现代城市化处于启蒙时期,祖父甚至更上一代人外出务工或者创业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记得小时候,他骂人常用“没有出湖的玩意儿”,这应该表达出了当地人一种外出打拼、外出长见识的诉求。我邻居嫂子娘家就和齐白石同一个自然村,从我们家出发,翻过一座小山,走不到一小时就到了;附近还有堪称奇迹家庭的“黎氏八骏”,他们不过是“出湖”的代表人物罢了。

  祖父民国27年(1938年)去了国民党在长沙成立的新河农业试验场工作。一年后,第一次“长沙保卫战”爆发,他一路逃命南下,身无分文回到湘潭。他带回的一棵梨树,种在祖父临时栖身的姑公公家(爷爷姐姐的婆家)老屋旁,我小时候见过,是一棵小老头树。

  姑公公的父亲是粤汉铁路衡阳站站长,借助这个关系,祖父在1940年成为衡阳火车站的一名装卸工人。他把在湘潭的房屋、田土出租,带着曾祖母、伯父和两个姑妈去了衡阳定居,祖母和父亲留守在舅爷爷家。1944年日本人打到衡阳,祖父带着全家逃命,途中遇到日本人袭击,丢掉了所有携带,再次身无分文辗转回到湘潭老家。这时的祖父只好携全家寄居烂泥冲祖母的娘家。衡阳这四年,大姑妈出嫁,姑父是林姓铁路工人,伯父先后当过皮匠、餐馆小工后成为铁路工人。

  1945年抗战结束,同年祖父重病瘫痪无法回衡阳,这让一家生活逐渐陷入困境。裹过脚的祖母表现出难得的决断力,携二姑妈和伯父去衡阳投亲,二姑妈嫁给了一位黄姓铁路工人,伯父到一家餐馆当学徒。不久,失去联系一年多的大姑夫从广州找回衡阳,经他介绍,伯父1947年成为衡阳铁路局刘姓局长的家庭厨师。局长母亲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对伯父要求严格,每天教伯父读写白话文;遵照局长母亲的意愿,伯父既照顾局长一家生活起居,还是局长的文秘。1948年伯父随衡阳铁路局南迁去了广州,解放后在政治处工作,后因处事不当得罪上司调去机务段,除两次援助越南外,在这个岗位上从技工干到厂长直到退休。伯父解放前在铁路工作期间,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他掌握的大量内部资料,为全国解放后顺利接手铁路立下汗马功劳,这样的经历让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差点把命都丢了。

  从那时起,我们家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铁路世家。我的父辈(含4个姑妈的家庭)和平辈,1990年代初比例最高时有超过20人供职于铁路系统,占到家庭全部人数的60%。

  父亲的三次求学

  坦率地说,在随父亲离开老家之前,我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他每隔数月出现一次,多在农忙时节,到家后忙于各种农活;偶尔问问我的学习情况,一起说话的时候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把家里干不完的活都干的差不多了,父亲就消失了。在父亲的一生中,他的求学经历一直和家庭的变迁紧密相连。

  1943年,父亲冒充同姓亲戚的孩子在湖伦小学(后来的衡阳铁路小学)读了一年书。这是他第一次入学。1944年,父亲随祖父投奔祖母娘家避难,读书不得不中断,改为给外婆家看牛。

  1947年,父亲勤快能吃苦,深得亲戚的赞赏。他给邻居帮工做竹纸,总是收集竹尾竹枝,主家非常高兴,每季都分给他三担纸。到1951年底父亲还积攒有50担纸,当时每担纸可以卖20块大洋。病愈的祖父善心大发,把父亲这些纸全部借给了四亲六眷,后来分文未收。1950年开始,伯父定期从广州寄钱回家补贴家用,家庭境遇逐渐得到了改善。

  1950年“反高利贷”,造纸作坊停工,父亲一边干农活,一边断断续续上了一年农民夜校,这是父亲第二次上学。这一年开始土改,原本自家租种的的高产良田被农会分给别人,被划为贫农的我家只分得数块相隔距离甚远的边角冷水田和一个叫黑瓦屋地方的1间房子。1951年土改复查,父亲跑去找工作组,提出“把土地房屋还给毛主席”,工作组核实后,认为前一年做法不妥,把在坝塘冲预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家庭的一处房屋和土地分给了我们,全家欣然接受,搬到这里,一直定居到现在。

  1951年春,父亲去八都(地名,现今晓霞山、白石铺、中路铺一带)烧木炭,脚被柴刀砍伤,静卧养伤一个月。这期间,父亲意识到,自己没有文化,未来可能是死路一条,于是萌生了读书的想法。因为年龄大,他希望直接读初中,却发现所有初中招生都需要有高小文凭。碰巧一位家境还算殷实的姨表弟想插班读五年级二期,请父亲陪他去花石参加插班考试,父亲趁机也报名参加。凭借着前面两次的读书经历,以及祖父平时教的《论语》和《算术》,兄弟俩都考上了。1952年,父亲在获得高小文凭后,又报考了人数相对较少的衡山第三中学,以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

  第三中学每学期要交36元学杂费,父亲获得10元助学金,12元奖学金。每个周末,父亲都要从60里开外的衡山脚下步行回到家里,把积攒的各种农活干完,寒暑假担柴、楠竹去花石镇卖掉,获得些收入补贴学费。他往往周日半夜就要启程赶到学校,以便上星期一的早课,这样才不至于因为他读书而增加家庭负担。这样的“好日子”延续了两年。1954年全国粮食统购,家里的副业收入来源断绝,父亲难忍少吃的压力,退学去广州投奔伯父。伯父希望父亲留在父母身边,他定期给家里寄钱,这样的好意被父亲拒绝。年底,父亲回到衡山,谢绝了学校挽留,办理了肄业证和户口迁移证重回广州。

  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常提到第三中学右侧的岳云中学校园里的“百步云梯”直通衡山。1990年代初,我带学生到衡山进行土壤与地质实习,为节省门票钱,好几次与学生一起从这里绕过门票站上山。数年后,媒体报道当地重新“发现百步云梯”。

  一家人的城市化

  1955年,父亲通过参加公开考试成为广州北站的一名正式工人,完成了他的城市化旅程。应祖父要求,1952年上学时父亲和母亲举办了婚礼,用父亲的话说,“爷爷是担心父亲跑到外地不回来了,所以必须在老家成亲”。1958年广州至武汉增开了客运列车,需要新招收乘务员,分给广州北站两个指标。广州北站领导考虑到父亲各方面业务能力强,希望能够解除他的后顾之忧,讨论后给母亲入职的机会,开出证明和火车免票寄回老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为工作压力大,父亲不能亲自回去。母亲是大炼钢铁的积极分子,在各方的阻止(和压力)下,母亲放弃了这次进城的机会。这一次放弃,意味着未来二十年连考虑这件事情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不是为了写“我的城市化”,我不会知道所谓“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实际上是从此时开始的,并非悠长历史。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全国形势走向开放,重新燃起了父亲将全家“城市化”的想法。这一年夏天,父亲把我带到城里。以后数年,全家户口迁移反复多次在满怀期待时铩羽而归。城市户口在当时是紧缺资源,只要能够沾点边的,都会挖空心思去取得,这样的结果今天看来太正常不过了。1983年9月,我们一家取得了梦寐已久的城市户口,全家终于实现了“城市化”。对于母亲来说,这只具有象征意义。25年前,她是先拥有在城里的工作,却为了“顾全大局”放弃了户口迁移。这次迁移了户口,她却永远不可能在城里获得固定工作的机会。

  1985年,我们家在湘潭城里分到了新房,简单装修后,全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中秋节,父亲把奶奶从老家接到城里一起生活,老人住了不到一个月,因为“放心不下家里的猫和狗”,一天早上收拾好自己的全部行装,要求父亲马上送她回家。父亲没有忤逆奶奶的要求,随即安排母亲把奶奶送回老家。直到终老,老人再没有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屋场。

  2010年,母亲遭遇一场健康危机后,和父亲决定定居老家。如今两位老人只是偶尔进城看看孙子和老朋友,田头地里过着和100年前祖辈们差不多的生活。前不久回家探望父母,一起畅谈乡村、城市这几十年的变化。我说“现在乡村也挺好的,有养老金、有医疗保险,吃住不愁,还有各种国家农村补贴”,母亲笑着搭话说,“就我什么都没有!”原来母亲没有在城里工作过,因此没有养老金;2009年国家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所有乡村老人在国家政策安排下都一次性地拥有了养老金,母亲成为一个“特例”,她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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