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黄奇帆：

公租房完全可以在全国推开

公租房是保障房，因此在建设中享受不收取施工税、交易税、出让金等政策，在配套商业、卫生、教育的同时不收配套费，也不赚什么利润。只要满足这个出发点，政府应该可以做到，国家也是这样要求的。

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

限购会剥夺城市居民幸福感，根本方法是科学规划城市发展

关于交通拥堵的话题，我最有心得体会，因为我常常在港澳和国外跑。人口密度比北京大的城市也有，但是绝没有像北京这么堵。我认为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车多，而在于城市缺乏科学规划。各地的限购限行措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拥有私家车并能顺利出行，是公民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指标，限购限行，使公民失去了幸福感。

全国人大代表李勤：

保障房能提升幸福感

现在两代人、几代人对生活的认识、理解不太一样。年龄大的老头老太太、年纪大一点人像我妈这一代的人脸上看着都很慈祥，她没有那种压抑、没有那种忧虑。年轻人的生活要比他们富裕得多、享受得多，但是年轻人的脸比起他们从眉尖、眼角你能看出来内心那种压抑。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怎么让我们中国人生活得更幸福，肯定需要一些基本的社会保障。你说他整天都没饭吃、没房子住，你让他去理解比较难做到。我提到加大保障房里的公租房和廉租房，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前提下社会要去引导他怎么样提高幸福感。

全国政协委员胡成中：创立民生指数取代GDP

GDP是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但不能完全准确衡量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水平。我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确振奋人心,但经济总量膨胀的同时,环境恶化、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增多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可以建立以民生指数作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指标的新标准,“民生指数”分为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政治绩效3个部分共11个指标,包括社会保障率、家庭收入增长率、教育实现率、生态和环境指标达标率、社会治安破案率等。

全国人大代表廖丽萍：

经济增速可以放慢 幸福标准不能降低

幸福感的关键是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但是发展要科学，速度可以放慢，幸福的标准不能放低。

全国人大代表马力：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差距很大

在全国而言，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是33万，对于特大城市来讲，甚至上百万，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就北京来讲，北京的差别现在是百万以上了。而居住证制度只是一种管理制度，多数情况下并未触及户籍背后的福利分配制度。因此暂改居后，它的含金量应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大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蔡昉：城市化概念误读

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对于城市建设资金缺乏稳定渠道的城市政府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这种土地城市化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土地财政”带来的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张，导致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这是对“城市化”概念的误读。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城市化在大跃进

要形成城市化发展的合理思路，不能遍地开花，搞城市化“大跃进”。不要以大城市为主推动城市化，实际上中小城镇没发展起来，最容易出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

历史上、世界上任何城市，房价大起大落都是灾难，政府降低税，房价才能降

一旦政府严控地价、税费在一定范围，锁定企业利润区间并保持政策的长期性和持续性，房价就会下降；下降至一定价位就会长期房价稳定，市场也将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近年来，土地出让金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无形中推动了地价飞涨。在目前的土地招标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但要控制地价下限，还应考虑控制地价上限。一旦两家以上（含两家）开发商报价超过最高限价，土地出让即告流标，留待下次重新出让。房价过快上涨，超出市场承受度带来的泡沫破灭，危害的是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的市场各方的根本利益，危害的是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