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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津逵：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题 记

　　有人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意味着上海是巴黎的“回声”；

　　有人说哈尔滨是中国的莫斯科，意味着哈尔滨是莫斯科的“回声”。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自己的声音在哪里？

　　我们看到的一个个城市一栋栋建筑，这些物质空间其实是一个影子，反映的是社会空间，是社会的表象。

　　客家的村落是围合的，四角有四个碉楼，里面一圈一圈地围合，形成围龙屋。尽管从空间外形上看，客家的围龙屋有方形、圆形和半圆形，但表现的是对外的防御和对内的凝聚。

　　在四川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周围是山，村民集聚在一个坝子中间，反映的是这个地方的人和山地自然生态的关系，以及村民之间比邻而居、守望相助的社会结构。

　　湖南丘陵地带的建筑则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非常有趣：一丘一丘的小岗，围着小岗的有一圈等高线是居住线，居住线下面一两米是稻田，稻田中间穿过去的是比稻田水位更低的河流。这个关系特别有意思，如果突发大水，会淹没稻田却不会淹没村子；而住在这个村子里往下走两步就能够下田插秧，再走两步就能到河里去提水。其实古人在城市选址中也深谙这个道理，管子将这种选址筑城的原则叫做“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这就是中国人通过上千年的农耕生活，经过无数次的灾难、风调雨顺总结出的经验。而这种生活是和人们的生产直接相关的。由于那时人们生产是依靠步行，所以村庄之间的距离是适宜的步行距离。如果两个村子之间太远，两村之间的土地要去耕作，早上去下午才到，那就会在耕作地慢慢出现定居点，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村，村庄的紧密程度取决于安全和互助的有效距离。村庄的规模又受到山川地貌的局限，在湖南丘陵地带鲜有一片能够上万人聚集而居的平地，所以只能是大分散、小集中。而大分散小集中反过来又对这个地方人们的心理结构造成深刻的影响。湖南人性格中的倔强、自由舒展，不愿随便附和别人意见，因为他们家家住得很独立。同时湖南是稻作文化区，种水稻和种麦子是不一样的，种水稻必须彼此互助，浇田用水、插秧收割，都要大家一起插秧一起收割，再一起翻地，相互帮助。否则，这家浇田、水漫一遍，那家浇田、水再漫一遍，就太浪费了。湖南人在生产上的协作、生活上的独立，造就了性格鲜明的湖湘文化。

　　在一个上万人居住的地方，高楼鳞次栉比，小街小巷密密麻麻，一家的后窗户打开就看见另一家前窗户，为了不影响别人，谁都不好意思大声说话。这样的地方的戏曲、民歌一定非常轻柔，比如采茶调、江南丝竹、广东音乐都是在成千上万人聚集而住的地方产生的。假如一个地方方圆几里之内看不见一个人，像林海雪原，只有高声呼喊彼此才能听得见，或者黄土高坡“交通靠走、通信靠吼”的地方，必然养成东北人、西北人的粗犷和直爽。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容器，就如城市是西方文明的容器。假如没有湖湘文明，也就不会出曾国藩、毛泽东、胡耀邦；如果没有华北平原村庄，就不会有燕赵悲歌。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是乡村文明，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在农村。

　　一百年前打开国门后，中华文明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挑战，沿海一系列小渔村在这场挑战中变成了一夜之城。中国沿海出现了万国城市博览会；近三十年在百年前开放城市带的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沿海成为世界工厂，这些都是在应战中进步，这些进步主要发生在城市，主要是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的成果。如果说中国回馈了世界什么，从价值观、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到科学技术，我们贡献得还非常有限。我们现在总体上还在被动应战，还没有拿出一个新的东西回馈世界，拿出一个可以“转守为攻”的文明。如果拿出上海，人家说上海是“东方巴黎”，是法国巴黎的回声；如果拿出哈尔滨，人家说这是“东方莫斯科”，是俄罗斯莫斯科的回声。我们自己的声音究竟在哪里呢？一定是当我们的乡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乡村社会实现自治的时候，中华文明才不仅分享到人类先进文明的成果，而且会真正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说到底，中华文明的复兴最终体现在乡村文明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