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城市可持续发展专委会专家顾问

　　童年：在偏远山村中自由生长

　　我1967年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最南边，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紫荆山脚下坝塘冲。家乡属于望山不走山的浅山丘陵地区，“冲”是对当地地形和百姓生活的形象描绘。孩提的最早记忆是坐在舅舅肩上，大年初二沿着弯曲的乡间小径去外婆家拜年。这样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原来是舅舅背着我走过那条泥泞小路伴我上小学。早春时节，撑着雨伞艰难地走在这条路上，往往人走了，雨鞋留在泥里了，于是一手拎着鞋，光着脚丫走回家里。到了家，全身都是泥浆，书包里的书湿透了。晚上覆满泥浆的衣服和泞湿的课本一起在柴灰火笼上烘干，第二天早上拍去衣服上的泥再穿上，烘干的书再装进书包，又上学去了。

　　外婆有5个女儿、1个儿子。小姨出嫁和舅舅成家时我已懂事。每年正月初二去外婆家拜年是姨表亲们的大聚会。初二一大早，舅舅会由远及近出入相邻的冲里，把我们这些外甥们接到外婆家。我们姨表兄弟姊妹有16人，满满当当两桌。外祖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大厨，饭菜自然做的是一流的好吃。所以，儿时的记忆充满了盼着去外婆家拜年的憧憬。现在姨表亲们见面，提及最多的话题也是在外婆家吃红烧肉和扣肉，只是现在无论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孩子，都没有了当年的胃口和为了多吃一块肉大打出手的情景。

　　紫荆学校，我上的第一个学校，是我11岁前见过的唯一的两层楼房，一栋典雅的白墙青瓦四合院建筑，天井里有两棵巨大的罗汉松。十多年前因为学校合并，这栋曾经是当地标志的百年老建筑弃用失修，后来被拆了。我曾寻访了很多人，希望找到一张照片，搞清楚这个学校的历史，然而获得的信息寥寥，只知道是解放前胡姓地主建的。老人们回忆，土改时斗地主，当地人不忍心，将枸骨叶上的尖刺剪掉才打他，他还是不堪其辱吞金自尽了。他的后人现多侨居国外，近年回家探访过。在我家直线距离一公里范围内，除我以外，还有两位邻居孩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这个方圆30公里至今找不到一个工厂烟囱的偏僻山村，想找一个家庭没有大学毕业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现在每次回家探望父母，路过紫荆学校旧址、胡姓老宅旧址，我都心存感激进而陡生凄怆。

　　从煤油灯到电灯，是我儿时最深刻记忆之一。1970年代，老家爆发了一场“毁林开荒”运动。农闲时，全村男女老少还有城里来的支援，把漫山遍野的树木砍掉、树蔸子挖掉，然后在光秃秃的红土岭上种上杉树和梓树。人工种植的小树还没有长起来，漫山遍野就地已经长出了一种叫山苍子（Litsea cubeba）的树。山苍子油是特别常见的清凉油、万精油的主要成分，当时据说是非常重要的航空燃料。采山苍子和熬山苍子油成为“大队”（文革前公社下面的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一项重要的“副业”收入来源。“大队”因为有基本固定副业收入，于是建起了柴油发电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家家户户已经用上了电。和邻村相比，我们村每个工分价要高出数倍。有电后，收入更高了，这让村里大哥们娶回来的新媳妇都远近闻名得漂亮。

　　那时，没有公开的农贸市场，私下的农贸交易却一直没有间断过。距离我家公路10公里外的涓水盆地，常年缺少柴火燃料和生产用的木柴与楠竹。往涓水盆地集市送货是冲里很重要的事情。农闲时，早上3点前，结伴出发挑一担干树蔸子、扛一根杉木或者一段楠竹，到花石街上（花石镇，一个汉代文献就有记载的古镇、古集市，附近还留下了“汉城桥”古迹）卖掉，能赚4元钱左右，相当于4个工、一个壮年劳动力两天的收入。暑期结束前，我也会跟大人一起背一段竹子或者挑两个树蔸子，最多时一次赚过1元钱，一般都是七八角钱。所有这些交易都要在天亮前完成，感觉那时人很好，都是一口价，没有人有过被杀价的记忆。把东西卖掉之后，到街角包子铺买个两分钱的红糖包子或者5分钱的肉包子，一边吃着一边走路回家；记得有一次，我还被包子里流出来的糖把嘴烫出泡。

　　尽管我从没有玩过一件来自商店里的玩具，可是记忆中男孩子着迷的“枪”就有麦秆枪、禾杆枪、竹唧筒、带机关的木头手枪、自行车辐条手枪、冲锋枪式样驽、竹弓箭、木弓箭，当然少不了各种自制的弹弓；除了在宣传画上没有见过真正的气球，鸡嗉囊或者是猪膀胱是我玩过的第一只气球；由于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比赛爬竹子，让我上初中后一直是爬竿冠军；在高高的楠竹稍上将竹枝编一个摇篮，就可以在半空中或坐或躺尽情摇摆弹起落下，今天的游乐园的乐趣亦不过如此吧。
我在这里自由地成长，度过了今天的孩子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童年。

　　乡村：让我受益匪浅的百科全书

　　儿时记忆几乎没有零食的概念，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饱过口福”，直到今日我还可以一口气数出那时吃过的十几种各家种的野果，春有蔷薇嫩茎、桑葚；夏有酸模嫩茎、多种树莓、李、桃、无花果、五味子；入秋后有各种梨，壳斗科植物的果好多种“栗子”，如锥栗、苦珠、板栗、圆锥栗，乌饭树果、牛奶子、木通果、猕猴桃、野酸枣；入冬后有糖罐子、鸟柿子；地下有百合、野白薯、思茅根；春夏秋不同季节有各种蘑菇，能够添加到糯米粉里做成各种粑粑的植物嫩芽、花蕾……真是数不胜数。

　　祖父的伤科草药颇有点名声，他有自己的草药园。我从小就喜欢跟着爷爷屁股后面跑，爷爷有“百草都是药”的用药理念，我从那时起认识的植物远不止园中那十几种草药，眼中一草一木都被赋予特殊的生命含义。这个经历后来在关键时刻让我受益匪浅，因为认识植物，大学基础课程《植物学》几乎考满分，饶有兴致地认识200多种植物（课程要求认识100种），深得植物课周朴华老师信任。1989年夏天，大学毕业分配普遍要求必须下基层，我却得以留校任教，与时任教务长的周老师的举荐有很大关系。

　　1978年8月，11岁的我随父亲进城读书，生命的旅行距离也从10公里进入到50公里的范围！尽管直至此时离开老家，我没有读过什么课外书籍，但一本关于乡村的百科全书却一直在影响着我的思考、生活与事业。让我惭愧的是，这时的我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家乡话。那时五六岁的孩童都要学会一件农活——扯秧，我手拙，怎么都学不会打活结，有人拿到我捆的打死结的秧就高声骂脏话。祖父说“迪伢子（我的昵称）天生不是干农活的”，把我拉回家，过了好几年我才重新参加扯秧栽秧劳动。虽然地里的活干得不好，家里的活诸如挑水、扯猪草、拾狗粪（那时珍贵肥料）、砍柴、做一家人的饭菜，我还是上手的。

　　读书：实现我的城市化

　　1978年8月，父亲把我带到城里，从乡村到湘潭东站铁路子弟学校入学，需要参加插班考试。我语文成绩考得还好，由于我尚未学过数学，因此只得了20多分，学校让我降级学习，但我宁愿回老家也不肯降级，于是同意我试读。边读边自学，到学期中，我的成绩就赶上去了。

　　第二年，我已经在计算着参加初中升学考试了，父亲却突然把我转学到河西月塘小学，寄住在堂叔家里。婶婶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一位声望颇好的数学老师。叔叔和父亲共曾祖父，叔叔的父亲和我的祖父在众多堂兄弟中关系最好，两家交往甚密。我的初中升学考试成绩几乎满分，按成绩可以上当地最好的学校——湘潭市第一中学，但却因为农村户口而落空，退而求其次上了口碑还不错的湘潭市第四中学，继续寄居在叔叔家。

　　1980年秋，我转学到离家较近的湘潭市第七中学。七中在外名气不如四中，师资却非常不错，校风也很好，聚集了一群很好学的学生，我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两年后参加中考，我和另外两位同学的成绩都达到了湘潭市第一中学的分数线，由于高中被要求淡化重点中学，分片就近录取，我再次与一中无缘。在初中老师和学校领导的慰留下，我们一干同学决定继续在七中就读。

　　父亲反复考虑后，认为老家湘潭县第四中学的口碑和高考升学率不错，而且高中只读两年。凭借湘潭市中考的优异成绩，我辗转拿到了湘潭县第四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今天的四中，仍然是一所“乡村寄宿学校”，出了校门就是山林和农田，距离最近的集镇有3公里。这种相对的孤立和封闭，给了师生非常独特的教学环境与交流机会。在这里，我遇到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批斗、刚刚恢复工作和荣誉的老教师，他们重新焕发青春，言传身教，非常感染人。我后来把教书当作人生第一选择，就与他们中的一位、我的班主任周佑瑜老师对我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四中的两年，我的意外收获是学会了讲家乡话。1980年春，我到四中时，全家人已经搬到湘潭城里，只留下奶奶一人在老家。只要天气合适，我每周都会回去和奶奶住一个晚上，听她讲以前从爷爷那里不知听过多少次的家族故事，于是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讲家乡话。每个月，我要从家里扛36斤大米交给学校食堂。从学校到家大概14公里，那时没有公交车，只能步行往返。每周六午餐后，全体同学像是有人指挥似的，排着长队熙熙攘攘走向校门，出了校园，队伍分为3列，很快就消失在公路上、田野中。

　　1984年高中学制从两年改三年，我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参加了高考。由于离本科线差几分，我复读了一年。1985年再次参加高考，我被湖南农学院录取。这让父亲颇有些恼怒，因为那时上大学还有强烈的“跳农门”观念。他非常期待我能够上长沙铁道学院，而我选择填报了“土壤与农业化学”（入学后更名为土壤与植物营养专业）。一方面，这是从字面上让我非常感兴趣的专业，另外一重想法是，那时就读农业院校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可以少向家里要钱。

　　1989年，我毕业留校在农学系土壤教研室工作，算是在城里有了稳定工作，我个人的城市化告一段落。

　　尾声：一起在路上

　　1992年考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1995年7月研究生毕业再一次留校任教。1999年初，我在北京成家，不久后有了自己的住房。夫人户口在江苏，按照当时的政策，她的户口可以很方便地迁到北京，但我俩坚信中国的户籍政策一定会改变，就没有去办理户口迁移。2000年孩子出生，他的出生证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标本”——出生地北京，籍贯湖南，户籍江苏。孩子懂事后，笑称自己是“江湖山人”（孩子外祖父山东人）。2005年秋，孩子要上小学了。我们决定“屈服”，将母子二人的户口正式迁到北京。至此，我们一家三口在户口本上实现了“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