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是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江苏省镇江市世业镇卫生院时提出的观点，如今已成为表述我国国家战略的一句流行语。“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健康进家庭”则成为一种公众的期待。

　　健康事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民生问题。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后进行了多次医疗体制改革，但“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无论是从全国层面看还是从区域层面看，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主要是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城乡失调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除了制度设计与费用投入原因之外，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是关键因素，快速城镇化形成的人口迁徙则加剧了这一不合理因素。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6年12月13-14日在江苏调研。13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 于先云/摄

　　篇章一、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一系列社会、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尤其是以北上广为代表的特大城市、省会城市深受城市病的困扰，所表现出的特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老龄化等。近年来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给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管理和居民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

　　发达国家经历了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虽然在各自城镇化发展历程中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纵观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城市与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缩小、政府调控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等，这些特征有利于卫生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合理化。

　　当然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进程加剧了环境污染，改变了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扩大了疾病传播范围，由此降低了居民健康状况、增加了卫生成本。WTO也指出，城镇化建设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会扩大因为空气、水污染等导致的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后这一问题仍无法解决。

　　城镇化对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库兹涅茨假说”。该假说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初期，人均收入差距会迅速加大，经过较短时间稳定后，到后期会逐步缩小差距，呈现出“先恶化，后改进”的“倒Ｕ型”曲线。国外学者Henderson在研究城镇化建设中的制度设计与选择时发现，财政政策往往仅对一线城市具有较大倾向性，一线城市可以依据更大的财政自主权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但是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会因为财力不足导致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较慢，其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亟待提高，这也是我国需要注意的地方。

　　英国城镇化是以乡村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乡村工业促进了农业与工业的分工，反过来提高了农业的规模经营，这样的工业村庄不断演变为小城镇，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这样的发展过程，使得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卫生服务支付能力差别减小，卫生资源随着城镇化发展同步扩大并均衡配置。

　　美国与英国城镇化的区别是，美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其城镇化建设非常注重规划问题，在交通建设和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上，都以市场为导向且按市场规律进行。

　　日本在城镇化建设中，早期注重城镇发展忽视乡村发展，致使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后来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与措施，加强乡村经济发展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有效促进了卫生服务均等化。

　　快速城镇化对我国居民健康会有哪些影响呢？一方面是大家看得见的——直接对人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下，人们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一定威胁，比如在城市里雾霾等空气污染威胁到人的健康。特别是最近几年，每到雾霾天，有些抵抗力低的人就会出现鼻塞流涕、发烧咳嗽等过敏症状，医院呼吸道门诊的病人明显增多。虽然我国对雾霾与健康关系研究起步晚、也缺乏系统性，但呼吸系统疾病的增加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也有报道称肺癌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

　　另一方面是看不见的——对人的心理精神层面的影响。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很多小孩和老人就留守了，原先完整的家庭变得分崩离析，打工人群、留守小孩、留守老人这三个群体都要在心理上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有个离别的画面一直印在笔者的脑海里：春节后父母又要离家返城了，车开走时，留守的小女孩哭着追赶汽车好几百米，而车内的人也在默默流泪。他们这一分别可能要等到明年春节才能再相见。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健康城市专委会专家顾问杨希忠认为，我国医疗资源更多集中在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人口从农村移居到城镇。一方面，城镇化提高了人们的收入，医疗卫生、生活环境、营养条件等因收入增加而得到了改善，预期寿命得到延长。另一方面，城镇化也可能对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随着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急速上升，交通拥挤、能源过度利用都使得空气质量恶化，医疗资源的投入往往严重滞后，传染概率更高、传播范围更加广泛。杨希忠说：“雾霾就是空气污染程度一般会随城镇化水平升高而加剧的一种表现，而空气污染对人们健康影响严重滞后，医疗成本成倍增加。”他还认为，城镇化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高生活压力、快餐饮食和久坐等城市习惯都可能导致健康状况下降。

　　杨希忠对我国流动人口传染病管理的现状深表担忧，他说：“在艾滋病高发地区，年轻的病毒携带者由于认知低，身体症状表现不明显，不能及时采取治疗与预防措施，有的甚至为生计外出打工，去向不明，自觉不自觉地把传染源带进城市，危害巨大。”他建议，应加强对流动人口传染病的管理，特别是在城郊结合部的流动商贩应坚持体检，没有体检健康证的不得从事餐饮等职业。

　　我国许多学者对城镇化与医疗卫生的关系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老龄化及城镇化三个因素对我国医疗卫生费用的增长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老龄化最小，说明城镇化进程提高了医疗卫生费用支出。

　　由于我国城镇化建设起步较晚，农村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进城后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跟上城镇化发展步伐，造成城镇化与卫生服务发展不协调。如不同部门在规划与建设上各自为政，造成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利用效率不高、卫生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就卫生政策落实不到位而言，现行医疗卫生拨付机制与医保制度设计不符合实际情况，现行拨付机制是按户籍人口拨付，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后，拨付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没有很好地进行调整。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健康问题正在转型，高血糖、高血压、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上升迅速，正在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群痴呆总患病率为5.14%-7.3%，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高达20.8%，据此推算，我国老年人群中有800余万痴呆患者，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约2500万人，痴呆及认知障碍相关疾病已经成为导致我国老年人功能障碍、进入养老机构和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对痴呆和认知障碍进行正确的预防和干预是保障老年人群健康、家庭稳定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健康城市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庄达集团董事长于贵红认为，我国人居环境、公共环境、居家环境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大多数基础公共设施和建筑都是针对健康的、无残疾的群体，忽视了老年群体的要求。特别是我国农村老年宜居环境建设长期严重滞后于城镇发展。杨希忠表示，城市建设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老年病重在预防，应加强家庭护理、家庭看护和家庭医生等健康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社区医疗的作用。对于老年宜居环境的建设应着眼长远发展，纳入新型城镇化整体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之中，在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资金、土地、管理等要素上加大投入。

　　篇章二、我国医改进入深水区

　　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促进了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流动，从而使城镇人口急聚增加，直接加大了城镇的医疗需求，推动城镇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增加。杨希忠认为，受生活水平、伦理观念、健康意识等的影响，加上农村地区医疗水平不高、患者对基层医疗水平不信任等因素，使得患者的就医行为发生改变，小病大治、舍近求远，造成城市医院“车水马龙”，基层医院“门可罗雀”。 以北京为例，独特的医疗资源优势使得每天全国约有70万的患者进京看病，给这个原本就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增加了巨大的负担。

　　严酷的现实是，城市医院为了解决门诊与住院量激增问题，不断加大建设、扩张床位、引进人才，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医院床位使用率不断下降、人才持续流失。随着近年我国医疗人事制度的改革，医学毕业生和医院实行双向选择，许多医学毕业生不愿意到基层就业，这些原因导致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失衡加剧。随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加速市民化，未来城市将面临更为突出的医疗支出性风险。通过医改释放改革红利提高人民福祉，无疑是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务本选择。

　　目前政府公共医疗支出不足和分配不合理，导致推进中的医改面临着复杂的利益纠葛。以基本药物制度为例，尽管发改委等通过严控基本药物价格，以减轻居民负担，但由于大量对肿瘤等慢性病有效的药物不在基本药物目录内，导致了基本药物制度不仅未有效改善居民看病贵问题，反而增加了居民的自付水平。如2013年的医疗卫生改革提出在所有医疗机构提高基本药物用药量，但二三级医院的基本药物用药最高也仅50%，很难有效降低居民看病贵问题。尽管加大了对新农保参与者的大病报销比重，但因大量对慢性病有效的药物不在医保范围，导致患者实际需自付90%左右的真实医疗支出，因此额外的50%自费报销实际仅占患者真正自付费用的一小部分；退一步说即便患者所有自付费用都可通过大病医保报销一半，很多农民患者也支付不起另外一半费用，因为目前恶性肿瘤的平均治疗费用在15万元以上，这对农民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而大量财政公共医疗支出用于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和医疗卫生基建等，不仅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即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老干部，大量占用医院的床位等，而且增加了医院走出以药养医经营模式的难度，即由于政府公共医疗支出比重下降和分配不合理，卫生管理部门以允许医院以药养医，而换取医院对减少财政补贴的支持。而这种以药养医一方面扭曲了医疗市场价格，导致医生的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生收入低，而药价奇高，及医院不愿售卖基本药物，另一方面以药养医实际上蜕变成一种体制外补体制内的价格剪刀差，增加了居民的看病贵和看病难。

　　有学者表示，要有效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其前提是政府持续提高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并取消公务员和老干部的公费医疗待遇，把公务员和老干部纳入现行的医保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以适应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需要完成的包括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等19项目标，标志着“十三五”时期中国医改路线图正式出炉。
为缓解群众看病贵问题，《规划》提出，到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幅度力争降到10%以下；到2020年，增长幅度稳定在合理水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将下降到28%左右。2017年，国家将会进行一部分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按照病人可能患有疾病病种的标准诊断流程来支付费用。到2020年，这项改革将覆盖到我国所有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届时，普通人看病按项目付费的比例将大大降低。

　　破解群众看病难是中国医改的又一个课题。看病难问题主要根源于优质资源供给总体不足、优质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就医秩序混乱三个方面。《规划》首次将开展分级诊疗制度试点放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首位，提出到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85%以上的地市开展试点，到2020年，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在各地形成。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就是通过建立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新秩序，扭转大医院人满为患、供不应求，而社区、乡镇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却门可罗雀、资源闲置的现状，将“全国人民上协和”转变为“使最有需要的患者能及时上协和”。可以通过对不同级别医疗机构设置差异化的医疗服务价格与报销比例，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分流患者就医，但关键还是在于根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分工使医疗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简单来说，就是“大医院要舍得放，基层要接得住，患者要愿意去”。分级诊疗的基础在于形成“基层首诊”就医模式，使小病、普通病在基层得到解决，使医院、大医院回归到大病、重病的救治上来。

　　对此，《规划》强调，将推进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鼓励大医院医师下基层、退休医生开诊所。到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

　　同时，为减少群众异地看病不断“跑腿”“垫资”，《规划》要求，2017年我国将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到2020年，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建立医保基金调剂平衡机制，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稳定在75%左右。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2017年2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全国各地运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改进服务质量。截至2016年底，1378家医疗机构提供移动支付结算方式，同比增加710余家；1445家三级医院建立信息库，为患者提供信息查询和推送服务，同比增加200余家；三级医院预约诊疗率平均达到38.6%，同比提高6.5%，3329家医疗机构实现分时段预约诊疗，有效减少患者的候诊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结算还需要增强医保待遇的“可携带性”，真正惠及全国2亿多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和流动人口。医疗APP就具备这种“可携带性”。比如，在微医APP上，用户可以通过向全国800家国际级重点三级医院进行预约挂号，直接在线咨询医生，同时还可以享受病历管理和医院地图等细致服务。

　　长期以来，我国针对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标准管理采取了与一般性事业单位相同的政策，不能体现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复杂劳动的正当价值回报。只有合理提高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市场回报，才是从根本上使医生回归“看病”角色、破除“以药补医”、防范诱导过度医疗的主要途径。同时，也只有提高整个行业的薪酬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医疗工作。提高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必须“破除低价医疗的迷思”，合理确定各类医疗服务的价格，彻底扭转“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局面。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看来，我国一方面应当完善和整合医疗筹资体系，另一方面要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变医疗资源分配“倒三角”状况，解放医生，鼓励社会办医，增加医疗服务供给，在此基础上切实降低民众医疗负担，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2016年12月24日中午，央视新闻等同时直指医疗行业中药品回扣，以及虚高药价背后巨大的利益关系。号称“历时8个月调查了6家医院后终于揭开的秘密”，实则向公众透露了本次央视的报道并非常规新闻监督，而是计划已久，甚至是配合“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这一政策有意为之。尽管医改的计划派和市场派仍有不少的争议，但是对于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要严打，应该是已经达成了共识，并且进入了实质性实施阶段。

　　最新的亲民政策是：2017年2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其失信行为记入个人信用记录。有媒体以“国务院一纸公文300万人将失业，为何大家拍手叫好？“为题进行报道，成为微信朋友圈当天刷屏的热点新闻。

　　众所周知，“回扣“只是我国医疗领域腐败病灶的表象，此次中央剑指的无疑是“医疗体制”的顽疾。

　　2017年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云南白药，希望云南白药更好地发展民族医药。总理说：“你们研究的天然药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要博采众长，结合现代理念技术，做大做强保健医药等大健康产业，扎根中国走向世界。”

　　篇章三、大健康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2015年马云说：“下一个能超过我的人，一定出现在健康产业里。”

　　有人会以为，健康产业是这么一下子火起来的。但冷静思考，这也是时势使然。在中国，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的城市病及生态环境恶化给健康生活造成极大压力的现实，以及民众对健康重要性的认知度提升，正为蓬勃发展的健康管理和服务产业带来机遇。

　　大健康产业未来的蓝海在哪里？企业应该在哪里落子布局呢？传统产业和健康产业如何结合起来形成新模式？有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十年，我国健康产业的消费额将在目前的基础上以几何级增长，形成一个全球引人瞩目的市场。

　　狭义的健康产业范围仅仅涵盖医药产销及医疗服务直接相关的产业。

　　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统计数据，截止2015年底，我国有药品生产企业5065家，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制剂生产国，产品的97%为仿制药，药品同质化严重，低水平重复问题突出。

　　我国医疗领域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医院，这其中又以公立医院为主。最好的医生又集中在最好的三甲医院。目前，一些医疗领域的民营企业热衷于收购医院。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吉满认为，未来最大的机遇是能否掌握优秀的医生资源，同时帮助公众找到适合的医生。

　　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国家新经济增长点。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的中医药工业总产值已达7866亿元，占医药产业规模近1/3，中药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随着人们的生活物质越来越好，人们对饮食更加讲究健康与科学，药膳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目前，中医药标准体系初步形成，标准数量达649项，中医药发展平均年增长率约为29%，中医药有西药无法替代的特点与功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让世界再次肯定中医药价值，中医药正在不断走向世界，遍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中医药事业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医药交流，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而广义的健康产业范围可以按照起始链条和流程去囊括，包括产业上游的生态农业、水净化、空气净化和清洁能源，中游的绿色食品加工生产及其交易平台（生鲜电商）、绿色餐饮，下游的移动医疗、养老地产、临终关怀及殡葬服务等等，而辅助互联网健康产业整个链条的还有人寿保险、与健康相关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等。

　　广义的健康产业里生态农业是最烧钱的，前期投入很大。比如柳传志的联想控股在佳沃农业投下了巨资，仍远远没有达到盈亏平衡点。但在互联网+的搅动下，绿色食品的加工及交易平台特别是生鲜电商和绿色餐饮，又更进一步与大众生活发生连接。

　　净水行业在我国虽有20多年的历史，但目前国内市场的格局仍处于开发阶段，普及率还很低，有预测认为，若有30%的家庭使用净水器，市场需求就会升至1.2亿台，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800亿元。而空气净化与水净化相比，更是成了当下中国人亟需的健康产品。以首都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空气雾霾污染，导致出现大量空气净化需求。一时间，空气净化涌入了众多企业，推出的各类空气净化器令人眼花缭乱。

　　就像渴望安全的食物，我们还想要干净的水和新鲜的空气。理论上随着科技进步会越来越好，但这治标不治本。从源头上解决水和空气污染，才会使民众的健康得到保障。这需要政府的深度介入和直接操盘，民间力量和资本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仍将面临巨大压力。

　　当下最热门的“互联网＋医疗”的产业，其基本模式是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可穿戴设备等构建平台，以O2O方式提供健康管理和服务。在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朝霞看来，“互联网＋医疗”之所以能成为风口里的风口，主要原因是老龄化引起的养老管理问题和日益严峻的慢性病问题。

　　今天不舍得花钱预防，以后会花更多的钱去治病。2015年1月28日发布的《2014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发展状况蓝皮书》显示，我国移动医疗APP发展迅速，现阶段已达2000多款。2014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30.1亿元，比2013年增长26.8％。2017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125.3亿元。看病不用去医院挂号诊治，不用担心自己的主治医师是否权威，不用为自己疾病有心理负担，还能跟其他患者互相交流……移动医疗的出现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爱康国宾集团董事长张黎刚认为，“未来，可以通过数据监控一个人是否健康成长。”

　　可穿戴健康设备是移动医疗的细分领域。目前市场上的医疗可穿戴设备还只是一些智能手环、心率监测等相对简单的设备，但由于它能帮助人们足不出户完成监测、诊疗流程，节约成本，因此医疗可穿戴设备被认为潜力无限。据ABI公司预测，用于远程病人监控以及在线专业医疗的应用将在2017年占到整体可穿戴无线设备市场的20%。而根据BCC Research的预测，移动医疗市场将从2010年的98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23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为18.6%。

　　移动医疗APP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与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和我国医疗环境密不可分。由于医疗作为刚性需求，资源的不足和分配不均加重了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而移动医疗则可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能够提高效率、简化流程并让医疗服务更具人性化。对于民众，痛点在利用互联网使健康管理、养生咨询和看病、治病都变得便捷、优质，即使不能大大降低医疗成本，回归到合理的物价区间也是非常不错的。有预测认为，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等将积极尝试与医院有关的新模式、新技术。如果把懂技术的科学家、懂商业的人才和资金提供方结合起来，中国大健康领域或许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是移动医疗领域现在涌入大量热钱，创业项目过于密集，可能在一两年之内，会死掉一大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项全球性调查，全世界符合真正健康标准的人仅占总人口的5%，医院诊断患各种疾病的人占总人口的20%，其余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在健康养生方面，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需求，同时，人类的健康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挑战。如果以目前美国健康产品人均消费水平推算，我国至少有17．4万亿元的增长空间，发展健康服务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的拉动，消费市场的增长，劳动力的就业，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哈佛大学研究表明：80%的疾病，特别是心脏病和糖尿病、70%的中风和50%的癌症都是可以通过健康的养生观念和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世界健康产业协会主席、北京医学科学研究院院长陈学忠表示。在他看来，医疗保健服务需求正在迅速增加，健康养生服务产业的发展更是迫在眉睫。

　　“目前，健康服务业已经成长为一个增长最快的新兴产业。”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改善项目办公室营养与健康产业联盟主任于小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球医疗健康旅游每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所带来的消费是普通旅游消费的两倍以上，给目的地带来十分可观的收入。

　　无论是在需求端还是供给端，参与各方都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进入。从根本上看，我国大健康产业的市场需求十分巨大。不过，在看到巨大机遇的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大健康产业面临的挑战。优胜劣汰将伴随健康产业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各种市场规则和商业生态的完善将在大健康产业发展中逐渐实现。

　　结语

　　健康、完善的公共医疗配置体系，公平、有效、人性化的公共医疗服务，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实现质量导向型的“人的城镇化”的关键；对个体而言，无论出生在哪里，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它都是实现个体的“中国梦”的核心。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医疗资源配置需要以人为主体，尊重个性需求，更加全面地满足人的医疗需求，让医疗真正地为人而服务，促进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