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发展日益电商化的趋势面前,再来讨论新型城镇化如何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电商正在催逼着农村大步向城镇化迈进。
党的18大确立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国家战略,按照“新四化”的要求,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从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几年来,农村的信息化进展却并不顺利,成了“新四化”的一块短板。中国有2000多个县、8亿多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被日臻成熟的电商平台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近年来“信息化”战略在农村推进过程中的最大败笔。虽然每年包括全国“两会”和中央“1号文件”在内都有提到农村电商的发展问题,虽然关于发展农村电商的各种政策也出台了不少,虽然也有阿里、京东、苏宁等企业主动开展“电商渠道下沉”等活动,但农村电商发展依然步履艰难。
如何改变这个局面?还是需要把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最近,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通知,这表明新型城镇化战略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新型城镇化战略将在哪些方面给农村电商的发展带来利好?其实,国务院早在2015年11月就颁布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初步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安全可靠、绿色环保的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体系,农村电子商务与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在推动农民创业就业、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带动农村扶贫开发等方面要取得明显成效。
离2020年只剩下3年时间了,但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离政府提出的目标依然相去甚远。新型城镇化战略能不能从中发挥自己的独到优势,从而助推农村电商的快速健康发展呢?本文将从存在问题、政府和企业的探索、农村电商如何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几个全国闻名的电商小镇建设等方面进行解读。
问题篇
那么,当前农村电商到底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看电商的发展规模,首先要看网民的数量。据统计,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2.01亿,年增长率为2.7%。而城镇网民规模为5.31亿,年增长率为7.7%。农村网民占比为27.4%。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9.1%,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3.1%,城乡普及率差异较2015年的34.2%扩大为36.0%。
从移动互联网端看,截至2016年上半年,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达到24.5%。日前,阿里新乡村研究中心预测到2018年农村网民规模有望达到2.4亿。即便是2.4亿的移动网民,占比也不过30%多一点。早在2013年,农村网民中手机上网的比例就达83%,比城镇还高3.3个百分点,但这些年反而不断下降。
农村网民占比少,主要原因是农民的观念问题,很多农民习惯了在实体市场进行面对面的农资以及生活用品的购买和农产品交易,认为网上交易太虚,容易受骗上当;次要原因是智能手机上网功能不被全部或多数农民所掌握,很多农民担心操作不当造成“跑流量”;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农民的网络内容建设没有跟上,现在几大门户网站基本不专设农村频道,而面向城市的房产、汽车、金融甚至化妆品等频道应有尽有。至于那些专业的农业网站又缺乏影响力,无法吸引农民前往浏览。据商务部的相关信息,我国目前的涉农网站已经超过了3000个,在淘宝网经营的农产品网店已经接近40万个,但是这些网店中真正由农民经营的网店数量其实并不多。
其次是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差距明显。当前城市宽带不断提速,4G网络快速覆盖。但广大农村仅仅在交通便利、住户集中的地方通宽带,边远地区甚至连3G网络都不通,无法满足群众信息需要。在一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的地区,大部分农民都存在连不上网的问题。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种市场行为,电信运营商在农村推广宽带业务也要考虑营运成本,但是目前的状况是不少农民对安装宽带的积极性并不高,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农民没法接受宽带收费价格,对于收入状况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农村来说,每月几十元的宽带费用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而在一些偏远农村,自然村之间距离也不近,一个村庄可能也就两三户人家,即便是从最近的村委会所在地拉一根宽带进去,成本也不小。如果是安装无线宽带,又涉及到更高的装备费用,同样不受农民欢迎。因此,WI-FI的覆盖率也非常低。河南省唐河县的一个村庄,周围的自然村农民宁愿走几里地去村里一个超市用WI-FI上网,也不愿在家装宽带,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宽带的难以推广和入村又影响了基站建设,如果在一个宽广的区域内仅仅只服务少数几个宽带用户,却要配套建设数个甚至数十个基站接力,这样的投入产出比,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企业的积极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农村的3G和4G的覆盖率上又出现了差距。以吉林省为例,截至2015年下半年,该省4G基站覆盖率仅为60%,3G基站覆盖率为90%,其中拖后腿的部分主要是在农村。
再次是农村电商相关配套设施落后。比如物流方面,农村现在大部分地方的物流体系无法有效支撑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是比较严重。除了中国邮政,几大快递巨头在农村的配送终端一般仅限于建制镇。所以农民认为网上购物虽然比在集市或者超市里购物要便宜,但是东西送不到家,还得自己去镇上取件,一来二往,耗时又费力费钱,最后还不如去实体店购物便宜。此外,包括快递在内的物流配送费用近来又有逐渐走高的倾向,这就使得农民更加不愿意参与网购或者上网推销农产品。国家邮政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快递网点的乡镇覆盖率仅为48%,还有近一半乡镇不通快递。至于“村村通”之类的,恐怕只有在少数发达地区的农村才能做到了。
再比如农村的电商服务方面,一些大型网站打着电商下乡的旗号,大部分在干的却是帮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去农村推销那些滞销产品的活。即便是几大著名电商平台,在农村电商服务方面,真正付诸实际行动的也并不多,有的在农村广告刷墙很积极,但是真正帮助农民上网的实际行动并不多。农民更希望自己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直接推向市场,但是以现有的条件,在生产加工环节还存在着标准化、专业化和便捷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即便是教会了农民如何开网店,但是在产品包装、分拣、储存以及商品宣传和推广等方面也还是存在不少实际的困难。
其实,当前农村最需要的是电商服务人才,如果没有人才保障,农村电商在服务网点布局、仓储管理、物流配送线路优化甚至金融理财等方面对农民的指导就难以顺利展开。目前,农村的电商从业人员基本上还是当地的农民经过简单培训后上岗的,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服务技能,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电商的进一步发展。阿里研究院与淘宝商学院联合发布的《县域电子商务人才研究微报告》显示,我国县域网商对电商人才的需求量超过200万。随着农村电商的不断发展,人才问题将会更加凸显。
最后,资金问题依然困扰着农村电商发展。多年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即便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个农民家庭如果没有其它的收入进项,单靠农田里的产出想在物价昂贵的今天维持正常的生计都会很吃力。一些农村家庭试图在规模化种养殖上有所突破,启动资金也是个大问题。当前,在大部分农村,农民通过电商发展自己的事业,最大的难题恐怕就是融资与信贷了。而一些农村电商要达到服务广大农村的目的,首要问题也还是资金。除非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海外上市企业才有能力在全国实施“千县万村计划”。一些正在起步阶段的电商,即便有很好的涉农项目,由于缺少固定资产抵押,以及信用资质等方面存在的劣势,是很难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机会的。而遍布乡村的高利贷又不敢轻易涉足,众筹模式也缺乏专业的引领服务,风投企业也因为农村电商的整体发展环境尚未形成而不愿过早介入。因此,在金融没有真正下乡的现实面前,电商下乡很难率先取得突破。
总之,我国农村电商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就算是有些地方在政府的强烈推动下出现了一些先进典型,但还是难以全面推广。要快速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发展环境,而这方面,新型城镇化战略也许能发挥作用。
探索篇
尽管农村电商当前困难重重,但是各方仍在不断努力。政府方面,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首次直接将农村电商作为一个条目单独陈列进行部署,这在历年的1号文件中是没出现过的。
为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商务部自2014年起开始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的试点项目。三年来,全国有近500个县被列入试点县,试点县可获得国家财政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在这些试点县中,中西部、革命老区和国家级贫困县的占比明显提高,体现了国家希望通过电商进农村,强力扶持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扶贫攻坚的政策意图。
商务部花将近100亿元的巨款是为了帮助这些试点县切实提高农村电商的发展水平,但资金到位后,政府并没把重点转到如何挖掘和培育农村电商的一些具体工作上,却只对他们比较擅长的产业园建设感兴趣。产业园建好了,才发现能进园区参与O2O经营活动的本地企业少得可怜,更别提直接把一些在种养殖业上小有成就的农民吸引到园区里进行自我提升了。
对于农民来说,特别是一些边沿地区的农民,从只顾埋头生产到后来参与到农产品的经营,这已经是商品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了。长期以来,农民习惯于把自己种植和养殖成果在田间地头交易,或者直接拉到集市上进行交易,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你的这些产品坐在屋子里通过敲击键盘也可以卖出去,农民一定会把这当成天方夜谭。
所以如何在进入产业园前向农民讲好线上交易的故事至关重要,比如从农民比较感兴趣的移动互联网入手,再过渡到基本的电脑操作培训,再尝试网购,然后指导他们在网上销售自己的产品。等到这些线上程序基本学会后,产业园的开发者们就要开始对经营户的线下生产和加工环节进行规范和整合,以达到符合网商成长所需的各种要求。
这整个的过程,作为园区的开发者来说,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并有自己的系统和人才储备。如果光会建园区,就没必要搞电商产业园,干脆直接开发商业地产就是。
实际上这跟建市场是一个道理。如果一个集贸市场建成了,但是没人愿意去市场里设摊,或者设了摊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生意。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引进能做生意的外地人进行示范,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全国都非常欢迎温州商人进驻,这是因为温州人不但会做生意,而且还有丰富的商品资源,一般只要温州人进入,这个市场就活了。
如果政府相关部门不具备产业园的专业辅导能力,一种方法是相关管理人员加强学习,更多地掌握农村电商发展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然后再去指导愿意“触电”的农民。另一种方法是政府把电商产业园这个台搭好后,用类似市场开发中引进温州商人的那种模式,引进在农村电商开发中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平台企业放手辅导农村电商的成长。
如此一来,既能够借势政府的政策,又拥有自己的系统服务能力,同时还拥有一定的平台资源。由这样的运营商主导农村电商产业园,甚至主导某个区域内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才能真正调动农民利用互联网发展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对农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飞跃。
现实中,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近年来,电商在城市里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迫使他们在农村去寻求新的突破,以阿里、京东、苏宁等为代表的电商巨头加速渠道下沉。2014年10月,阿里启动了“千县万村”农村战略,计划在3—5年内投入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服务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直接覆盖全国 1/3 的县和1/6 的村。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阿里的这个计划似乎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至于没能顺利推进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但至少与农村电商的大环境没有根本变化有关。
京东则坚持推进以自营的“县级服务中心”和加盟的“京东帮服务店”为战略核心的农村电商模式。目前京东在湖南等省的农村电商计划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但要在全国进行布局,仍然受制于企业自身规模和实力。相比较于上述两家电商大佬,苏宁在农村的发展比较接地气,自2013年拓展农村市场以来,苏宁已在全国各地开设了超过1000家的苏宁易购服务站,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农村联络员;同时,苏宁还计划在2020年前建立1万家服务站,覆盖全国1/4以上的乡镇,并赋予其代客下单、配送、售后服务、批发销售等服务功能,力图打通农村电商发展的壁垒。
此外,制造企业中的翘楚海尔也在金融创新上对农村电商进行精准服务。凭借其在家电制造业内深耕多年的品牌信誉与人脉资源,“海尔快捷通”成为了服务农村和农户的金融利器,成为农民扩大经营规模的好帮手。目前,“海尔快捷通”根据平台上的交易数据,为在电商发展上取得突破的农户提供贷款,解决了网上经营农产品的农户融资难的问题。
当前,农村电商发展最大的痛点是政府做政府的,电商做电商的,各方的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缺乏有效的整合。如果这种局面没法改变,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转型都会受到掣肘,城乡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迫切需要有实力有创新能力的电商平台企业在政府和行业组织的配合下,认真地积极地探索农村电商发展的各种路径和模式。
融合篇
农村电商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战略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今天都已经到了需要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村网购规模是1800亿元,2016年达到了4600亿元,虽然跟同期全国网购市场接近1.2万亿元的规模比,农村网购还只是占了一个小头,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市场规模差不多翻了两翻,这个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在中国经济发展日益电商化的趋势面前,再来讨论新型城镇化如何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农村电商正在催逼着农村大步向城镇化迈进。换句话说,农村已经提前被电商带进了城镇化的轨道,且几乎没有了回头路。因为自80后以后的几代人几乎都是在网络环境下长大的,即便其中会有一些年轻人留在农村发展,或者另有一部分年轻人会从城镇返乡创业,那也绝对不可能承袭其父辈和祖辈的农耕模式。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虽然超市和便利店都开到了村庄一级,但是农村的年轻人与外界的沟通呈现多渠道的趋势,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也呈现城市化的特征。而乡村实体店无论是商品数量还是质量等都无法满足农村年轻一代的购物需求,网购成了农村年轻人主要的消费方式。而对于那些留守的中老年农民来说,商品价格又是其中非常有诱惑力的因素,他们网购的积极性也非常高。
所以农村网购的快速崛起是有其现实支撑的,新一代农民无论是在消费方式上还是创业就业的追求上,已经快速融入了城市的节奏,这是倒逼农村城镇化的一股强大力量。当然,人的观念的融合并不等同于城镇化与农村电商的融合,如果在一些硬件投入上没法做到与城市接轨,农民最终还是会被城市化甩开的。
比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是地广人稀,农民平时去赶个集都要赶十几甚至几十里的路,不要说发展电商,就是以传统模式下乡的商品都还没法大量普及到村。在这种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方,农村集镇就必须担负起对接电商的重任,一些便民服务平台,包括快递下乡点、农产品收购点、游客接待点等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机构可能不像电商创业园那样具备一定的规模,起点高,但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品牌推广、物流集散以及对农民电商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提供服务,使之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根据地。
此外,小城镇建设也可以为电商发展打好扎实的基础。当前,农村网民的数量,特别是移动网民的数量不断在增加,包括宽带和WI-FI在内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无法满足农民的要求,或者农民可能在通信消费能力上尚无法与城市对接。
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用城镇化的思维来解决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是引导农村城镇化的显著标志,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即便是在小镇周边的乡村,也早已是新房林立,道路四通八达,几乎都看不到城乡差别。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原先的小镇居民早于农民提前进入了城市化的生活和工作轨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融入了县城生活,原先镇上的旧房要么被出售,要么自然破败。这给了原先住在小镇周边的那些农民以进城填补缺口的机会,有的人可能因为做生意的需要或者上班的方便,选择在镇上购房或者自建房屋。
农民填补小镇迁移的居民,小镇居民填补县城居民,这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城乡人口互动的一种趋势。这种互动客观上加快了农民融入现代生活方式的节奏,因为人口一旦集聚,电信运营商开展业务相对更加方便,无论是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宽带业务的展开,成本都可以降下来,农民也就可以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同时,城镇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也会深刻影响新进城的农民,比如网购,比如利用网络做生意等。
总之,农村集镇相比于原先散落的自然村庄更有利于发展农村电商。尽管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都有如何提高农民信息化水平方面的政策支持,但这些都是微观层面的努力,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还是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因为只有当农民和城市居民在同一片互联网天空下工作和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城乡居民的融合发展。
实践篇
近年来,各地都加大了对农民对农村电商的扶植力度。作为新崛起的一个领域,农村电商得到了各级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支持农村电商的发展。同样,电商企业在城市的过度竞争也迫使他们眼睛向下,致力于“渠道下沉”,将农村电商作为他们的下一片蓝海。在政府和电商的共同努力下,农村电商的发展轮廓逐渐清晰,特别是在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方面,涌现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先进典型和模式。
遂昌模式
曾被马云称为农村电商发展“全国最好”的浙江省遂昌县,是信息技术带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典型,也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和农民合力创造农村电商生态的成功之作。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全县总面积2539平方公里,山地占88.2%,海拔700米以上的高山有703座,全县人口仅23万。在这样的地方发展农村电商,一般认为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目前在只有5万多人口的遂昌县城,却有1800多家网店,从业人员超过6000人,遂昌出产的大米在网上卖到了10元—20元一斤,最贵的甚至达到50元一斤。去年,遂昌网上农产品销售额已接近10亿元。
按照遂昌县委书记杜兴林的话说:“遂昌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会参与。在“农产品进城”方面,通过当地的农货“上行”平台——遂网,一端连接农产品的供货源——农村合作社,另一端对接当地开网店或做微商的城镇年轻人,将他们发展成为遂网的分销会员,帮助他们将农产品销售到一二线城市;在“消费品下乡”方面,通过当地的消费品“下行”平台——赶街网,依托每个村的商业小店,在店内划出8—10平方米的一小块地建服务站,为服务站配备电脑设备,培训店主做兼职服务员帮村民在赶街网上进行代购。同时,赶街网建立县级运营中心和从县城到农村的二级配送物流。
杜兴林解释说:很多县都有农村电商,但基本处于分散状态。遂昌政府则是积极扶持,同时也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会在关键时刻推一把后,把企业交给市场。此外,这个模式中还有农业专业合作社、电信、电力,甚至风投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
2014年7月21日,马云考察遂昌农村电商发展情况时说:“赶街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平台,是我见过最好的农村电商模式,让我很感动。农民能享受城镇生活,农产品要出来,只有通过电子商务,这是唯一一条途径。”
高淳模式
高淳区位于南京市南端,面积802平方公里,人口43万。高淳过去是生产化工的重点地区,但是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带动了农民致富,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被誉为南京的后花园和南大门,是世界慢城联盟授予的中国首个“国际慢城”。
高淳区农村电商的特点就是主打“抱团出海”战术。目前该区有两个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其中仙圩村主要依托各类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螃蟹网上销售。仙圩村入驻淘宝中国特色馆高淳馆的养殖户达246家,人口1349人,村民户占比31.9%,人口占比34.9%,养殖户占比70%;其中参与天猫固城湖旗舰店的212家,在京东开店的78家,占比67.8%;在1号店开店43家,占比37%。而跃进村则主要依托红森苗木合作社自主创建中国苗木网,实现苗木的网上销售、购买和即时信息查询。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仅2013年,两村农民户均增收分别达1.9万元和1.8万元。
下一步,高淳区将以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区建设为契机,依托“南京馆”,以培育电子商务示范村为抓手,培育“一村一品”,扩大品牌农产品销售规模;完善农村电子商务物流仓储设施,采用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建设电子商务服务站、点;依托大学生村官、返乡创业青年开展网上代购代销服务;打通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下乡和农产品、特色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到2017年实现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全覆盖;推动“校企合作”,培养电子商务人才,开展农村电子商务统计监测,建设电子商务集聚区,在已有的青松合作社螃蟹溯源体系示范项目的基础上扩大溯源体系的应用规模,并在村级服务点同步建设产品溯源系统。
砀山模式
砀山位于安徽省最北部,是地处皖、苏、鲁、豫4省交界的国家级贫困县,因为砀山酥梨而闻名中外,有“中国梨都”、“酥梨之乡”之称;此外,砀山还是全国优质黄桃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达12多万亩,黄桃罐头更是砀山水果产品深加工的典范。
砀山独特的资源优势造就了浓厚的微商从业氛围,也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主动作为、群众踊跃创业的农产品电商发展之路。发展电商之初,砀山县出台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规定,成立了电商进村工作领导小组,在项目建设、宣传培训、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监督考核等环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每年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电商发展。为了强化砀山人的互联网思维,政府积极组织电商知识培训,通过开展“扫盲班-提高班-实操班”的三级培训提高砀山创业农民的运营水平。
如今,当地的互联网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竟然反哺第一、第二产业,形成了农村产业发展中独特的“砀山现象”。酥梨、黄桃罐头等产品的出口量节节走高,带动了砀山仓储物流、印刷设计等相关行业的全面崛起,砀山的经济结构整体呈现出加产能、加库存的“反常”模式。电商的发展对于拉动当地经济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也为推动当地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迈出了重要一步。
此外,新疆巴楚县通过电商平台创新种植和包装运输走高端市场的“巴楚留香瓜”模式、河南焦作孟州梦云的“电商小镇”管理模式、邮储银行山东分行帮助山东三星集团以电商思维打通企业全产业链的模式等也值得业内外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