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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佑国:蚕种场的随想——城市化的一种模式
时间:2019-09-24 17: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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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教授

城市化委员会专家顾问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城”,权力集中并设防的地方;“市”,物品交换、货物贸易的地方。货物运输和人员流动要交通,就有了路,陆路、水陆。“丝绸之路”,秦汉即有,运送货品是丝绸。丝绸是种桑养蚕的产物,种桑养蚕的是农民,但蚕农并不吃桑吃蚕,也不穿绫罗绸缎,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是依赖“市”和“贸”的农民。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鲁安东教授及其团队在苏南发现一类“蚕种场”的民国时期建筑,具有被动式的温度、湿度、通风的精确控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2015年应鲁老师之邀,我写了“蚕种场随想”。本篇算是“续篇”吧。

  养蚕业发端于中国,丝绸一直是中国人引以骄傲的遗产。但到十九世纪末,受到采用现代蚕业技术的日本的挑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建议成立蚕桑学堂,引进现代技术。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杭州蚕学馆。其第四期毕业生《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904年创办上海女子蚕桑学堂。还有河南、云南等省也建立蚕桑学堂。 

  辛亥革命后,上海女子蚕桑学堂迁至苏州,改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留日归国的杭州蚕学馆第三期毕业生郑辟疆1918年出任校长,他提出 “使蚕丝业得利用省女蚕以革新其事业,吾所谓省女蚕所负时代之任务与今后之设施者如是”。他不但在专业教学中不断改善,同时把学校教育和社会生产密切结合。1921年学校成立原种部,致力于新蚕种的培育与生产。随后又设立推广部,组织师生到乡村宣传和指导蚕农采用改良蚕种。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茅盾先生的《春蚕》(地方是他家乡嘉兴乌镇的乡下),记得有个“老通宝”,讨厌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坚持要养本地蚕种。那年“蚕花”特别好,但收了蚕茧后,茧厂关门不收购,最后用船运到无锡去卖,本地蚕种的茧又卖不出价。“就是这么着,老通宝家养了五张布子的蚕,又采了十多分的好茧子,却就此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

  从文中可以看出养蚕户并不育种,蚕种“布子”是买来的,育种的应该是“蚕种场”。“洋”蚕种已经出现,成茧品质比土种好,收购价高。也看到养蚕业受市场的影响。这在《春蚕》发表4年后,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离茅盾家乡乌镇仅20多公里)的社会经济调查中有详尽的描述。

  《江村经济》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成名之作,闻名遐迩。费孝通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作研究生,1935年取得公费留学。出国前,在姐姐费达生建议下,1936年到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这是他1938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的素材。

  费达生1903年出生于吴江县。1920年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去日本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1923夏,费达生从日本回到母校。校长郑辟疆拟把培育的改良蚕种及科学养蚕技术向农村推广,成立了蚕业推广部,请她参加。由校长带领推广人员,携带桑苗、蚕种、蚕具、蚕茧、丝车等实物、模型、图表,到吴江县各乡镇巡回宣传科学养蚕。

  1924年春,推广部到吴江县开弦弓村,建立了第一个蚕业指导所。组织起21户人家参加的蚕业合作社,使用蚕校培育的改良蚕种,用科学方法饲养。当年,社里的春茧丰收,各户收入成倍增加,从此推开了农村养蚕改革的大门。1925年费达生接任蚕校推广部主任,继续带领人员到开弦弓村指导养蚕,合作社扩大到120户,实行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蚕共育、共同售茧。

  正是这样的背景,费达生才建议他弟弟到开弦弓村做社会调查。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首先对开弦弓村的经济背景做了分析,其中对蚕丝业写到:

  1909年以前中国蚕丝出口量比日本大。但到1909年,日本蚕丝出口便超过了中国。从1923年以后,出口量便就此一蹶不振。1934年生丝价格跌到前所未有的更低的水平,仅为1930年的三分之一。

  蚕丝业的传统特点及其近年来的衰落就形成了我们目前所分析的开弦弓村的经济生活背景。

  在后文中,他分9个方面阐述了“蚕丝业的新改革”。

  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已经开展了改革蚕丝业的实验。村里负责改革计划的人对我讲了以下情况:

  我们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

  改革计划是沿着蚕丝业的自然过程向前推进的。这是从蚕蛾产卵生产蚕种开始,接着是孵化、养蚕、收集蚕茧,从农村来说,到缫丝作为结束。 
 
  改革开始阶段,学校派出指导人员教村民如何利用科学知识,特别是防止蚕病、控制温度和湿度。为了便于管理和指导,各家的幼蚕,按照合作的原则,集中到公共房屋里,称作“稚蚕公育”。为了这一目的,专门造了这所有八间房屋的建筑物。

  第三次蜕皮以后,蚕被搬到各户。在搬蚕以前,个人养蚕的房子要经过消毒,学校的指导员要告诉他们注意事项。在这一阶段经常要去检查。有病的蚕立即消灭以防传染。根据蚕的需要控制室内温度和湿度。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蚕茧的总生产量同用传统方法喂养时相比至少增加40%。
当学校指导工作在村里被公认取得成功时,省政府便把它的工作向整个产丝区推广。

  不同蚕龄有不同的温度要求,鲁老师文章注释中说蚕室温湿度要求来自“凉山州科技局,《宁南县标准化大蚕饲育技术》 (2013.05.15 更新)”。但我阅读文章时,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采用的是“华氏温度”呢?中国一直采用摄氏温度,为什么已经是2013年了,川南一个偏僻县的科技局出的标准化养蚕技术手册还采用华氏温度呢?这个特别是否来自早年的蚕业学校呢?

  我在介绍费达生的文章中看到,抗战爆发后,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内迁,在四川乐山复课。费达生应“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聘请,与四川省政府洽商,决定在川南七个县建立“蚕丝实验区”,费达生为实验区主任。这似乎印证了我的猜想。

  我这篇文章是想通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地区蚕业的现代技术引进和在农村的合作推广,提供乡村城市化的一种模式:用现代技术改进传统农业,用有组织的指导与农户自愿合作的方式推广。振兴乡村也是城市化的重要方面,要避免城市化带来的乡村凋敝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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