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开米粉店的小叔来电相告，不日安排好小店节日守值事宜后即起程回乡。

　　其实小叔属于60后，高中毕业后一直在老家务农。2007年看到县城里有不少人在深圳、上海、北京开桂林米粉店都发了家，便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又向其他亲友借了一部分，到京城开了一家小店，两年之后又开了第二家。

　　但这些年来，每年春夏时期，他总像候鸟一样，铁定要回去一趟的。

　　因为他无法割舍家里的土地，春种秋收已经是他无法遏制的本能。按照节气安排，一般都要赶在春节前把旱地全部犁翻、碎土，然后施肥、播种。当种子在地里静静等待早春的雨水，正是人们也迎来送往，安然迎接一年最大节庆的日子。

　　放荒在他的心里无疑是一种败家，是对家族世代传承的背叛。

　　小叔比我略大几岁，当年就显得很勤快，农地里的活计能顶上半个大人，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能拿8公分，我只能拿4分。但我看的书多，能侃，他很是佩服，自小我们就是玩伴。

　　现在我们难得在一起聊天时，还经常会提起当年的趣事。关于家里的土地，我们最共同的话题就是当年关于一个叫老毕的一段往事。

　　1975年春季，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盛。为“抓革命，促生产”，县革委会把工作组分派到各个生产队，我们老家这个只有20户、人口不足百人的小生产队也安排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工组。

　　住在小叔家的工作组组长是个中年人，我们只知道其他大人都管他叫老毕，少言寡语，但也有非常诙谐的一面。那会儿邻村的高音喇叭每天反复播放歌颂文革歌曲，有一首不知叫什么的歌曲里有一句歌词是“三大革命打先锋啰喂”，老毕碰到高兴的时候就喜欢哼成“三大革命当长工啰喂”，我们一帮半大小孩嘲笑他胡唱，他也不以为意。

　　但老毕很是有手腕，刚来的时候隔三差五地晚上召集生产队开大会，指示批地主，斗富农，一个月之后就树立起自己说一不二的威信。然后开始对生产队长、指导员反复敲打，指出要把生产搞上去，说生产队田里的作物长得就象没娘的孩子一样，有的旱地低头玉米秆还没别的生产队水稻高呢，“这是田间管理问题，更是思想意识问题，一定要拿出果断有效的措施！”

　　已经被各种运动闹得麻木的社员不明所以，也不以为然。生产队的劳动积极性多年以来已经相沿成习，是马尾系豆腐——根本提不起来。

　　处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耕地无非两种：一是紧邻住宅的少量各家自留地；二是生产队集体所有土地。

　　从我们有记忆开始，每年四五月份，一眼望去，各家自留地的作物和生产队粮田泾渭分明，前者苗肥禾壮，生机勃勃；后者稀稀拉拉，无精打采。生产队的粮田是社员一年四季都必须出工打理的，而且还有化肥可施，自留地都是每家每天饭前饭后忙里偷闲拾掇的，只有农家肥可施。还在孩童的我们实在想不出是什么道理，但却都知道自留地都是肥田。

　　那年夏收之后，老毕的果断出手，和生产队指导员、队长密谋之后，突然宣布把原先属于生产队的最贫瘠耕地划分出来，交给各家做自留地，原来的自留地全部交给生产队。当年秋季，得益原先各家自留地的充实，生产队粮田喜获丰收；让人意外的是，那些原来全村公认最贫瘠的旱地，在变成各家自留地之后，居然旧貌换新颜，不管是栽种玉米还是蔬菜，都苗肥禾壮，生机勃勃。

　　年底开会，老毕难得显出一脸得色。乡亲们也并没有对老毕的伎俩有什么怨言，反而因为置换新自留地计算方法相对宽松，使自家自留地面积有所增加而暗暗高兴。现在看来老毕此举称得上是皆大欢喜的“阳谋”。

　　我上大学离开家乡，也没再听到这个老毕的任何消息，甚至他的真实姓名也欠奉。迄今已经四十年，仔细品味，每每不由叹服老毕当年竟然能够洞悉农民的品性，用一种狡黠的计谋和方式撬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毕竟那是四十年前，而老毕不过是县里派出的一普通基层干部。

　　当然，与后来波澜壮阔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相较，由老毕在我老家这个麻雀般小屯操作的乡村土地改革，不过是一朵几乎无微不察的小浪花。对于当下呼啸而至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态势，老毕的伎俩甚至显得搞笑。

　　但在我和小叔的心中，这段记忆已经铭刻在故乡的似水流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