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功能——凝聚、整理、划分、整合

　　各地古代城市平面布局中，至今依稀显露出城市形成之初诸要素组合、集结的形态：诸如卫城和广场，讲坛（此处指古罗马广场遗址）和巴勒登丘（古罗马七丘之一）；大教堂和城堡，市场，清真寺，宫殿，集市；新英格兰各地议会大厅，市政府以及现在的下议院，都不过是古代城市“公地” 的历史遗迹。这些要素都是城市赖以形成的凝聚核。城市正是凭借这些核心部位组织，而不是依仗它高大城墙或其他界标来显示其本质特征的。但这些构成因素的组合、排列、布局方式则多种多样。因而不同城市在建筑学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构成有共性指导的个性。但是，作为原始形态的城市，它有别于后代衍生的一系列专业化飞地，诸如修道院、卫戌要塞、工厂集镇、郊外民居。原型城市，从结构和要素看，更显均衡、完备；在人口构成上，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的均衡完备，都足以履行城市各种重要政治、宗教、文教、经济活动。这一切才能保证城市特有的文化特征。只有把所有这些功能、机构与体制集中起来，并聚合到一个建筑体系之内，才算构成一个完备的城市。

　　城市虽然会因各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活动显得千差万别，有时其中某一核心功能会非常突出，占据主导地位：如：尼布尔(Ni-ppur)、麦加(Mecca)、贝纳尔斯(Benares)是宗教中心，易皮达鲁斯(Epidaurus)和泉城巴思是疗养圣地。舍菲尔德和艾森则成为工业城市。但随着这种专门化城市核心的持续发展，原先遭受压抑、影响发展的部门和领域还可能重新抬头，只要城市人口增加，就需要增加其他辅助性功能设施，包括服务业。如果说在过去许多世代中，一些名都大邑，如巴比伦、罗马、雅典、巴格达、北京、巴黎和伦敦，都曾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的话，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他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并把其绝大部分留传给后代。

　　然而城市能以保全、留传文化的这一巨大作用，却很难为古代建立城市的人所认识和重视。确实可以说，城市环境中每一种活动，都是开放的乡村环境所早已熟知，并且早已卓见成效地进行了许多世代。但是唯有一种功能，却只有城市才能完成，这就是综合与协调这许许多多人类活动，具体方式就是人群的长期聚居及直接的、频繁的面对面沟通交往。这只有在城市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可见，城市的特殊功能，在于它能增强人类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内容、种类、速度、程度以及延续性。

　　人类社会的文化成就、文化积累愈是广博、丰厚，就越显出城市在组合、发挥这些文化成果中的整理功效。由于有史以来读书写字只是少数有钱有闲阶级的垄断物，所以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比，就愈显出城市作为形象具体、真实可信的文化记录簿之重要，考古学家们正是屡次三番这样强调的。城市在吸引各种人群过程中，把许多民族和不同时代的音乐、舞蹈、礼仪、传说，尤其各种行业技艺等，移植、提高、保全下来。否则，这些东西会得不到发展，甚至完全失传。后来虽有印刷术、照相机、录音机、电脑等技术发明问世，但城市这一重要功能依然不可取代。一个十万人的城市，其保存文化的能力远超过任何电子计算机。因为每一个人类机体都能记录、贮存大量经验、知识、技能，这些东西许多都不可能经过数字化、程序化互相传递，只能凭人的直接交往。至于有没有某些伟大的民族文化是不经城市结构或具有相当能力的次级结构也能流传远久，这有待继续考证。

　　城市的物质环境

　　从起源来说，城市是石器时代人类的居住地，是新石器时代人类规模最大的集体寓所。而此后数千年，其外观特征基本保持未变，包括居室大小、街道宽窄等。古代城市最主要的问题是不断遭受战争破坏，以及对密集居住形式中环境卫生问题无能为力。持续利用城市环境维持生活延续，须有一整套处理垃圾、粪便、污物、尸体的具体办法。但如今，即使在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也还远没有保证城市内部有充裕的公用私用空间，以防止病疫的流行，也没能妥善解决城市的清洁供水问题。居民饮水、洗浴、工业用水依然普遍紧张。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其环境污染问题也越严重。如今，工厂和汽车排放的有毒气体（还不算核灰尘和原子工业废弃物）对城市的影响，已经把改善环境卫生的努力大部抵消。

　　城市生活所必须的一些设施，如自来水、铺装路面、浴室、冲水便桶等，在数千年以前已为古代城堡所广泛采用。但十九世纪英国新兴工业城市中，却没有足够的饮水和厕所，虽然以后地方当局设法改善了某些卫生状况，婴儿成活率也有显著提高，但城市问题只不过转嫁到农村和周边水域。这些新污染区，加上成千上万的工业废渣、酒瓶、罐头盒、破汽车，又构成了更严重的环境问题。

　　十九世纪，工业生产、交通通讯大发展使城市面貌和居住密度发生根本变化。给水排水管道、瓦斯、电缆广泛应用，把建设投资从地上扩展到地下。同时，街道普遍改善反过来又刺激了新的、快速车辆发展。而新式电车、铁轨、私人汽车问世则又进一步扩大了人们日常交往的范围和距离。在这种变化趋势下，十九世纪许多大城市纷纷拆毁古城墙、城堡，这些古代军事设施已成为新城市的障碍。大都市中心只作为社会磁体，发挥聚合功能，才继续存在下来。

　　十九世纪内，城市化规模、广度都很突出，但城市除了人口、规模、集结密度大有增加之外，最重要变化只有一项：即普遍的反向流动。这是由一些经济上层人士带头迁往城郊，在开阔乡村地区另僻新居，包括兴建一些娱乐场，复活了古代城市幽美卫生的突出特点。这些新开辟的居住地，地点偏僻，远离大城市尘嚣，簇簇点点，虽牺牲了大城市某些便利，却换得城市所难以提供的优雅环境，大有城市复古的意味。这倒似乎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平衡运动，把超级城市所破坏的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重新归还给城市。但是，若把这种趋向仅只解释为纯粹现代化现象，或多或少是汽车铁路交通发达的副产物，那就违背了古代历史证据。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在过去二十年中，还有一种现象也确实在发生：即随着许多大商业区、研究中心、工业区、甚至职能部门在大城市背景上纷纷各自为政，自成一统，结果使真正的城市核心日益崩溃瓦解。这种倾向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是当代瞬时通讯技术、快速交通运输以及信息贮存手段等等。而这种趋势很可能会使将来的城市具有许多全新形式、功能和特点。

　　城市的发展远景

　　直至不久以前，城市发展最明显的局限性之一，是它只包容很小一部分世界人口。这种局面恰包含了某种安全因素，它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生物与文化贮存库，可以疗救遭到破坏的城市，人类也可借此从贫穷、疾病、战争灾祸中重新荣发。马克西米廉·索里(Maximilen Sorre)曾很乐观地预计，即使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星球上城市人口也只不过五分之一。但现在仅从十九世纪工业发达的英国和低地国家（荷、比、卢——译注）的情况来看，这比率就被颠倒过来了。从理论上预计，肯定还有更大突破，甚至全世界9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如果城市或大城市的定义、标准不太严格的话）也并非不可能。

　　近年来各派城市理论纷纷预测、预报了这种趋向，仿佛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新因素将肯定会持续发生作用。而且从来没有人对这种理论加以校正，加以评品，任其自由泛滥。这种预断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当代正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充分证明，现代城市恣意扩展与壅塞已经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了严重的失调和混乱，正像任何过分拥挤的动物群落一样：如性行为反常，必要的社会功能失效，伴随着自杀、疯狂、犯罪等等。尽管生物性繁衍能力尚未明显衰落，但同性恋现象剧增，这些都证实早期历史研究的预断。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文化变异，反过来又会侵袭郊区和农村，造成同样严重的犯罪和精神病态。由此可见，即使在没有核战争造成大规模生灵浩劫的情况下，城市化进程也有其自身极限。

　　疏散与集中

　　在城市社区发展远景问题上出现了两个学派。在这两个学派之间，还有与这两个学派有多种联系的第三个学派。第三个学派认为，现代城市经过修修补补——即所谓城市更新——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存在下去，尽管许多经济支柱已开始撤离城市，人口也随之离散。第一个学派可以称为疏散派，他们认为在当前情形下，城市协调功能或者已无必要，或者可以不依赖城市的地域联系、传统体制、社会结构即可实现。因此，他们在承认城市现有结构时是有所保留的。这个学派只是把城市看作一个可有可无的外框，其结构同其内容物同样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在他们眼中，城市已不再是足以留传世代文化长流的重要媒介了；他们所重视的，是现代科学最新知识与成果，认为只要有了机械——电子式的信息贮存技术，加上瞬时通讯设备，超音速的交通工具等，城市作为聚合人类文化的中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有城市各种组成部分，将来至多不过是山乡原野上散在的、各司其职的，点点簇簇互不毗连的飞地而已。

　　第二个学派，根据他们对未来的推断，提出另一种方案：即把现有各大都市连成一气。这一方案耗资惊人，因为维持最起码交通、通讯活动的机械设备等预算都是空前的。这一派理论可称作集中派，代表人物有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见Jeanneret Gris 1924)，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190l)；疏散派的代表人物有让·古特曼Jean GCtt-man (1961)，顾凯恩E．A．Gutkind (1962)，以及在理论阐述上更周密、更富创见的克里斯托夫·同纳Christopher Tunnard和波利斯·普式卡列夫Boris  Pushkarev (1963)。美国政府自1948年着手一项公路、住宅、城市更新计划，迄今为止已经按上述两种理论进行了巨大的投资建设，从那时起，当时的许多预想都已大部实现。

　　区域性统一

　　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动向目前对上述两个学派都是有利的。还有一种同上述自发过程论截然不同的学派，可称作城市区域性统一体派。这个学派发源于十九世纪末英国花园城市运动的奠基人伊本奈泽·豪沃Ebenezer Heward (1898)；以及其积极继承者雷蒙·乌汶Raymond Unwin，这一学派又受到盖第斯Geddes (1915)，麦克卡耶Mackye(1928)和曼弗德Mumford (1938；1961；即本文作者——译注)的区域理论的支持。这一学派比它的论敌早一代认识到，在城市的超级聚合与超级疏散两种对立的趋势中，存在着相同的致因：即快速汽车、飞机及瞬时通讯设施等的空前普及。但这一学派并没有自恃先知，任现状自由发展，而是从预测中引出借鉴，并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当用来改善人类生态环境，同时努力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正确发挥城市特有的功能。

　　区域性统一问题有两种基础，有关古代城市基础前文已经概略说明了；但这里又引出另一种认识，即古代那种中心聚合、四方延展式的城市模式，在新形势下势必要被某种更复杂、更精细的形式所取代，以利城市向更广阔的范围扩展。区域统一论者认为，就当今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有必要按照一种等级秩序，来安排城市的系统布局。这种城市等级秩序是由最小的基本单位和基本群落，依规模顺序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系列。这种城市等级结构还须有稳定的中介单位，其作用一方面是接受和执行指令，同时还要率先行动，并在平等交换、互通有无的关系中起调适作用(Simon 1962)。具体 做法是控制城市统一地区内的每一个单位的规模和面积，同时随情况发展相应增加新的单位（而不是采取疏散或壅塞的作法）这样构成的区域性系统，其总体的有效性会大大超过最大的大都市。事实上，这种由大大小小的单位依次组合而成的等级制形式（每一个单位内部又自成一个同样的等级形式，并与总体形式密切柑联），两千多年以来罗马天主教廷一直沿用不衰，并且政绩无双；而且，现今各国也竞相模仿，英国的国立图书馆全国借阅系统、加拿大的影片资料馆、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组织系统，以及更多国家的电话通讯、输电网等，都采用这种形式。区域性统一派，并不一味地排斥城市发展，而是主张以限制、分割和重新组合的方法作为补救措施。他们的方案以保留城市集中与地区疏散两种作法的优点，使城市既能继续发展、分化，也不会造成过多的浪费与混乱。

　　这是将来改组城市的一种设想。若用这种方式控制将来的城市化进程，则不难想象，许多过去难以解决的建筑问题、人口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城市的基本功能则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以发挥。但应着重说明，保全现有的农区雏形（无论天然的还是人工的），应视作这种新的城市结构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种新的模式中，各个小城的人口规模最好是在30，000至300，000，这些小城市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城网地带，总人口可达一千万，其中又有更小的单位，完全供农事或野外活动之需要。这种方案最初是1926年纽约州的住宅与区域规划委员会草拟的，1964年又由纽约州地区发展部门进一步详明。疏散派视机械和电子成就为城市的取代物，地区统一派则主张正确利用它们来改组现代的技术资源，改造我们的城市，使之能以顺利履行它的主要历史任务——传流文化和教育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