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失败尤其令人痛心，因为自从伍兹(woods)受命在极其困难条件下设计泉水之城巴斯以来，还没有任何如此热衷于困难场地条件下的建设设计。朗方没有简单排除这些困难，而是试图因地制宜巧为利用这些具体环境条件。于是他在规划中提出，引台伯河水流下国会山像小瀑布一样自上而下分级流淌，这可真要与伯尔尼尼的一较高下了。朗方从重要公共建筑物定点选址入手，非常巧妙地确定了首都的几个重要联结中心点(civic cores)的位置，景观观赏点的位置，从而把最吸引人的景观安排在最重要的环境里。甚至他关于市中心林荫大道(The Mall)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空间关系的设想，虽然后来告吹了，却与莱舍彼黄金弓形规划方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在完成了主要的公共建筑物的布局摆放之后，才着手规划安排这些建筑物区间内的众多街道和街区。联邦政府的各种建筑物，连同一所不分教派举行公众仪式的教堂建筑，以及本地机构的用地，包括学校和学院等等，在朗方的规划方案中，都作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元素，一一予以适当安排。
    显然，一个明智的、有远见的政府，是不会忽略这些别具匠心的建议，是不会将这些选址弃之不用的。相反，它应该买下这整块178平方公里的哥伦比亚特区，然后再把土地使用要素(land essentials)，出租给——而不是出售给——开发商当作国家首都来经营。可见，如果不拥有公共权力来控制这块土地，朗方少校的这些设想，甚至来不及等到敌军的迎面对阵，就会败下阵来。
    即使如今看来，朗方的许多宏大构思，也仅只是局部地实现了，而且，是由于1901年麦克米伦委员会(McMman Commission)的远见和努力。朗方的一些其他建议表明，一些规划内容，如果仅图好看，而缺乏实用功能支撑作为基础，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其具体实例就是“现在的林荫大道实际上是一条绿带，发挥着防火隔离带的作用，把本该密切一些的地区相互隔离，拉开了距离。首都城市开始建造时，这座城市还年幼，还没有能力去履行成年城市担当的职能；及至它成熟了，准备好了的时候，时代风尚又无可挽回地发生了改变，原有设想已无法实施补救。
即使是联邦政府的各种建筑物，由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分别处于宏伟轴线两端，因而难以形成可观的视觉效果。结果，只有穹顶的国会大厦，因其堂皇外观和庞大体量，能以克服朗方如此热衷的长距离规划的缺点，高高耸立于轴线一端，很远就可以看见。朗方为了虔诚地体现美国宪法中三权分立这个理念，使用了宾夕法尼亚大街为轴线，特意把权力结构中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安排在该轴线的三个显著地点上。可惜，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太过分了。所以，即使是从一开头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安排了一系列整齐一致的联邦政府办公楼，就像后来1930年至  1937年间在此建造了十几栋联邦政府的办公楼，形成联邦三角区，而整个这一地区仍然显得过于沉闷。
    至于中央部位的林荫大道，朗方认为，其两旁是外国使节住宅的理想地段，但是他把林荫大道规划得太宽了，成为一条长长的绿化带，大道两旁的住宅也被树木遮挡了视线。实际上这里大约是华盛顿全市唯一适合安排10至15层住宅楼的地段，那样的话就可以弥补空间上的空旷荒凉，并完善华盛顿的其他部分，使之更加符合人文尺度。
    在其黄金时代，巴洛克规划的力度，体现在城市的平面规划、城市三维结构规划——或至少是与建筑物的立面——同时进行的。在卡尔斯鲁厄，在凡尔赛和圣彼得堡，规划和建筑施工都是同时进行的。
但是到了朗方的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纸上的规划对于内容没有一点影响，决定规划存亡的力量不在规划师手中，也不在委托他制订规划的人手中。新生的美国政府，经济拮据，犹豫不决，放任自流，完全将自己交托给自由竞争的新哲学，结果让该规划中所包含的崇高政治理想大部胎死腹中。
    后来华盛顿发生的情况，就自不待言了。朗方的大胆设想被粗暴剿杀了，而且，仿佛这还不够，随即，乱七八糟的建筑物，东一处，西一处，非常零乱地建造起来，阻挡了视线，破坏了景观效果。即使直至今天，就在国会大厦周围，一些散乱建筑物，如同“城市湿疹”一样，随意连接成片，这些东西如果当局真的无法拆除，即使是巴洛克建筑师来处理这个问题，也会采用一堵高墙来暂且遮挡。显然，后来的规划本身已经无力产生出朗方原来梦想的城市：排列整齐的房屋，石灰石的白色立面闪闪发光，整齐划一的长长檐线……1842年，当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时候，对于他所看到的城市，他说，“……大街很宽阔，但是看不出这些大街何去何从，街道有1英里长，但是只是没有房屋，也没有配套道路，没有行人和居民；公众建筑物内却没有公众，所以说不上是完整的建筑物；通衢大道之上满是装饰物，这些装饰物却缺乏通衢大道本身应有的景象来名副其实。”
    朗方在设想整座城市时，在设想它完工以后的面貌时，是非常大胆，敢于想象的。就巴洛克的设想、目的、效果而言，朗方把这座城市规划得极为高超，就仿佛大卫的油画作品，整座城市琳琅满目，充满共和思想的象征物。但是，他忘记了他所领受的任务还有一些严格限制。他也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它本身不可能建成他所规划和热爱的城市，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同时代的政治领袖们，也缺乏足够的权威来完满实施这一项目，虽然这会令他们无比怀念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笔下那些优秀古代英雄人物们。再者，美国这个新建的国家，也至少需要半个世纪的成长过程，逐步统一、繁荣之后，才能着手逐步实施这个宏伟规划，把它建设得初具规模；另一方面看，由于他这个规划过于完美，如此宏伟壮丽又覆盖得如此全面，以至于完全没有可能来设想另一途径，从有限范围内人手开始建造一些小规模的建设项目。
    实际上，朗方忘记了，巴洛克关于世界的概念有个致命障碍，这就是时间。巴洛克机械性的思维框架，不容许事物生长发育，不容许变化发展，不容许适应和改造，更不容许创新和更替。这样一种发号施令的运作方式，一经实施就将永远奏效，但仅仅限于它自己生存的时代范围以内。假如朗方当初尊重、遵守这些狭隘限制，他或许至少可以在联邦政府主要办公建筑物的定位这样的问题上获得成功，就像杰斐逊当年首先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里那样获得成功一样。可惜，由于他想把样样事情都做得完满无缺，结果，就连可能成功的很小一块也丧失掉了。
    只有两件事情，让朗方的规划没有完全落空：一件事是亚历山大·罗比·舍珀德(A1exander Robey Shepherd)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对于公共社会管理所作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位执政官被尊为舍珀德老板，与建设巴黎的奥斯曼几乎属于同一时代，而且具有实施巴洛克规划所需要的独断专行权威。幸好，舍珀德也颇具有想象力，能够理解和实施朗方所规定的街道宽度，以及种植树木等等规划要求。这些树木让城市的平面规划具有了第三维度上的稳定立体感，它们构成了一道自然生态的绿色凉廊，几乎一年四季常青不凋，遮盖了华盛顿的许多丑陋建筑物，大大改善了都市景观，同时又不减损一些最美丽、最宏伟的建筑的美学效果。但是，在一些缺乏树木遮挡的大道上，放眼一望，仍然满目凌乱不堪。
    另一件挽救了朗方规划的事情，就得说是后来出现的大量车辆交通，这些车辆为朗方的宽阔街道提供了足够理由，当然这是汽车时代到来之后的事情了。虽然这个事情丝毫都不能增加这一规划的美感效果。现在，机动车赶上了当初规划的目标，成群地拥挤在城市主干道上停滞不动，如停车场一般的车辆，组成了一道铜墙铁壁，遮挡了青草绿树；这时候的首都华盛顿，就像个试验站一样提出了个问题来进行测试：一座全心全意满足车辆要求而规划的城市，还能够履行城市的其他职能和目的吗?
    测试结果，华盛顿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而且将越来越清楚明确，随着开通更多的快速路，必将严重破坏城市景色，还阻挡了一切途径让城市无法通向更加美好的前景。这些事情证明了，当交通被当作了城市的主要功能，将其放置在高于其他一切功能的位置上时，那么，连交通道路自己的本来功能，比如促进社会交往，实现朋友的聚会等等，也将无法实现。私人汽车可以在城内各处行走，随意停车，这种擅自规定的权利，无异于为破坏城市良好运行大开绿灯。朗方的规划由于导致了大量交通，目前正自食恶果。
    但是请注意：华盛顿优美的居住区不是安排在宽阔宏伟的大道两旁，那里噪声喧嚷，充满有毒气体。所以，最优美的居住区安排在了乔治城(Georgetown)，那里街道狭窄，布局紧凑，规模不大，但却足以安排下19世纪的工匠、商人、技术工人的居住场所。这个地方在过去二三十年内，已经改造成为上层人士的居住区了。如今在这个地带，人们仍然可以见到一些优雅而舒适，适于家居的人文尺度，而不是巨大宽阔的巴洛克尺度。
    然而，虽然如此，华盛顿毕竟仍然要算是巴洛克规划的典型样本。假如当初华盛顿的建设能够20年内一气呵成，完全建满一排排整齐一律的建筑物，而且都住上了人，那么，这个城市或许能成为都市规划师才艺智慧所创造的一个奇迹，成为巴洛克时代的诀别之作。但是若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的宽阔，它的豪华，就只能带来混乱；因为，在当时的华盛顿，即缺乏专制权力，又没有共和主义的训练和纪律，更没有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事业的热心支持，所以，错误不在于朗方一人，更在于负责贯彻执行朗方规划方案的那些人们：首先则是华盛顿总统本人，这位总统尊重当地的大财主、大地主，丹尼尔·卡罗尔(Daniel Carroll)的地位和财富，超过了尊重朗方的规划方案。
    朗方坚持执行规划必须拆除当地大地主的某处产业，而被辞退了。朗方的被辞退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真正控制、支配首都发展的，不是政府，而是城市土地拥有者和商业投机者。这一点，朗方是有认识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首都城市不像其他城市，它的发育营养不能依靠交易中心，而要依靠大量公共建筑物。”而商人和投机者的足迹和行径，却无情地践踏了朗方规划思想中一切最优良的特色，仅仅留下了惨白无力的轮廓线。如今，评价朗方，我感觉，除了他未能掌控当时实际社会势力，致使自己的规划遭遇了灭顶之灾，除此以外，我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师，能够像他那样如此出色地把握好地形、交通、纪念碑、公共建筑物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一个也找不到，即使包括奥斯曼团队在内。当时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足够负责任的政治控制手段，去取代当时实际存在的那个非常自负的而极不负责任的专制主义。可话说回来，那个任务可就是城市规划范围内的事情了。
    就此而言，伟大的首都华盛顿的规划遭受玷污，这件事情有个象征意义，象征了巴洛克全盘构想的最终命运，如它自身曾影响过城市人类生活一样。在一个动荡多变的时代，巴洛克思想坚持外部形式的整齐一律，这至少会把一种共同标准强加给这个速变的时代，还会提醒上层阶级居民他们实际上是与公共社会生活有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在欧洲，一系列的建筑法规已经规定了建筑施工标准，限制建筑物高度、各种最低的施工标准，这就限制了通过降低标准来进行竞争。在英国(而美国尤甚)，19世纪的领导人视这些标准为讨厌。因而英国在1774年通过的比较明智的建筑法案竟然被称为“黑色法案”（Black Act)，其实是把这个词汇当作官僚压制和单调死板的同义语。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新领袖们，他们自己在挣脱了巴洛克时尚的束缚之后，又在自由的名义下，开始倡导投机冒险和不要计划的竞争。结果，当19世纪西方世界城镇化大潮开始到来之时，很快出现一派离奇景象：资本主义企业冒险事业制造的风暴中，大地景观上出现的，是一堆堆的城市碎屑和飘浮物……城市本身却相继被淹没，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