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堡，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苍南县商务局副局长，工程师。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县域城乡建设实践工作的乡土人文学者，朱成堡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农村经济和乡村建设研究，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和文化失落有着切身的感悟和独到的见解。本刊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

　　《城市化》：您长期从事城乡建设管理工作，还亲力亲为创建了“碗窑博物馆”，策划构建地方传统产业苍南矿山井巷业发展，出版、发表专著、论文多篇。您的文章《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重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深度，也很接地气。您认为就中国当前而言，乡村和乡村重建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

　　朱成堡：关于乡村的美丽和乡村的现状，如今的国人基本都有共识了，乡村的重建也在不少地方开始实践了。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走出去”经济的发展，重构乡村成为了民间自觉自发的行动，在一些乡村新贵的倡导下，纷纷修桥造路、建祠堂修族谱，甚至建公园、亭台、楼阁和其他一些公共设施。即便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输出也使大量资金回归投放家乡，修建或拆建旧宅老院，这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在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中就有典型描述。

　　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观点出发，如今乡村的物质条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生发出许多精神文化层面的问题：一是拆建新建的宅院杂乱无章，甚至整条街道重新拆建，严重破坏了原有村庄的文化肌理；二是一些风貌特征显著的宅院被翻建成不伦不类的土洋房，导致存在“千城一面”的同时，又出现了“万村一色”；三是那些宗祠被翻建得富丽堂皇，却使几百年历史的事实文物(只是没有被政府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而已)老建筑彻底消失了，也是一种文物破坏；四是乡村的空心化和老人化，使传统文化形态失去了传承的载体；五是乡村的公共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除了水流的污染外，在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现象：为了获取“占补平衡”的土地指标用于发达城区的地产开发，在乡村山地破坏植被，名曰造耕地，实为无人耕种也无法耕种的荒地，更为严重的是裸露山体不断被暴雨冲刷入河，污染整个区域河流，是明知不可为，却为了获取被严控的土地指标，进而获得高额地价收入而为之的政府急功近利行为。

　　《城市化》：我国一直重视三农问题，也多次提出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您认为，出现乡村现状问题的根本原因或者说症结在哪里？

　　朱成堡：的确是这样。不同时期党中央全会都有形成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决议，各级政府都安排不少财政资金用于三农发展，成效也是有的。比如，浙江省在本世纪初就实现了全省范围的“康庄工程”，就是村村通公路，各省市也由省级规划和建筑设计院绘制了成体系的套图供乡村建设选用。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改善使乡村与城镇缩短了距离，同时也使大量乡村古道、古树木遭遗弃和砍伐；那些规划和建筑套图几乎弃之不用，因为那是现代建筑科学体系的理想产物，与乡村文化不接地气；那些发达地区乡村，由当代新贵主导的乡村重建由于缺失人文涵养，由资本说话，尽显“土豪气”。种种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与当代两种文化体系的对立、经济驱动的作用力、乡村人才的缺乏以及体制急功近利使然。就文化而言，不同于科技，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也难说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之别。可以说，当前乡村和乡村重建的症结就在于传统地域文化的断裂。

　　《城市化》：乡村重建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其重要意义也已经被政府和学者认同，您认为当前重建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有什么有利条件？

　　朱成堡：不同于上世纪30年代，经过20世纪末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乡村面貌已经得到很大的变化，村民收入提高了，文盲少了，年轻一代进城务工增长了见识；伴随着交通的改善和通信的发达，乡村已不再是愚昧无知和脏乱差的处所了；特别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产生了一大批类似于原先士绅的新贵阶层，他们恋乡情结浓厚，有强烈的传统乡村文化复兴愿望以及光宗耀祖心态，这些都是首要的有利条件。其次，随着村民收入增长、新贵阶层的经济实力再加上地方政府财力的雄厚，使重建具备了一定的物质，这与上世纪30年代的“乡村运动”有了截然的不同，那时只能着手于村民扫盲教育和培养卫生习惯。再之，如今的城里人不再鄙视乡村乡民，反而羡慕乡村的优美环境和民间文化，这就使乡村重建有了市场驱动力。当然，更有中央新型城镇化决定中关于“记得住乡愁”保护乡村传统文化的决策推动。正是上述几方面的有利条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齐备，决定了乡村重建正逢其时。

　　《城市化》：您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与以往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有什么区别？

　　朱成堡：请注意以往的新农村建设前面有一个定语：“社会主义”，全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革前，建设目的是开展乡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灌输阶级斗争理念。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次全会决议，依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但贯彻重点放在了发展培育农村经济和农户的增收上，从政府层面也致力于投资改善乡村的交通、改水改厕、改善通信。所以依然存在不足：首先没有关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尽管也有政府文化、建设等职能部门公布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历史文化名村（镇）”，但我国广大乡村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是不计其数的，逐年申报的区区几个文化或保护单位和村落仅仅是凤毛麟角，大量的未列场所和类别就任其自生自灭了，再说文化文物部门在政府众多职能部门中是比较边缘化的，其执法力度和资金扶持力度都十分有限，即便对位列“保护单位”的文化及其形态的保护成效也很有限。其次由于体制的惯性，地方政府往往注重经济领域的短期项目投放，对传统文化领域和环境打造等长效投资是不愿作为的，就新农村建设而言，通常也是中心工作一过也就放弃而转入另一项的中心工作了，难有可持续的坚持。再就是如今人文修养的普遍缺失，导致一些自为的乡村建设项目一味地仿照和追求豪奢气，难能传承传统的地域特色，所谓“只有民族的、地域的才是世界的”，只是停留在少数人“事后诸葛亮”式的口头评判上。那么，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重建，一是必须注重于文化传承；二是保留地域文化特色；三是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更不能急功近利，要立足于长期的文化和社会效益；四是贵在坚持，不搞一阵风。

　　《城市化》：您在《乡村重建》一文提到了如何使之更美的问题，请问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还应采取哪些措施？

　　朱成堡：第一，政府职能部门要马上组织编写传统木结构建筑的规范标准和预算定额。要知道中国传统建筑是有5000年历史的，现代钢筋混泥土建筑也只有一二百年历史。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自己传统建筑的预算定额和规范标准而不能招标承建并验收通过，岂不导致“万村一色”的现代统一风貌，长此以往，必使中国传统建筑工艺彻底消失。我国的规划法，已经从原有的《城市规划法》修整为《城乡规划法》，那《建筑法》也应进行修正，充实两层以下乡村建筑的内容。

　　第二，高校不能再将风水堪舆和传统建筑仅仅作为学生的选修课和讲座，必须开设必修课。建筑科研院所也不能对传统建筑仅仅作为历史现象来描述了，最起码对榫卯结构的力学原理以及与钢混结构的区别总要搞清楚吧！当然建筑只是乡村文化的一方面，乡村还有中草药、民间武术、传统工艺、民俗文化、家族文化、民间信仰文化、方言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内容。我常常在想，既然我们可以在国外开办两百多所的“孔子学院”，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创办几所“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按传统文化体系来分设诸如国学、中医药学、武学、堪舆学、木构建筑学以及琴棋书画等专业学科？却至今让几千家高校一味传播现代科技体系，唯独没有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尤其是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统一整体观教育呢？

　　第三，乡村重建绝不能按惯例自上而下地一刀切，一定要吸取城市化过程中的深刻教训，注重差异化；也不能依赖缺乏人文学养的大城市“砖家”来说了算；要调动乡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当地人文学者的作用，只有他们才最了解地域文化；还要依靠当地仅存不多的工匠、石匠，就地取材；保护也罢，重建也罢，唯此才能打造出乡土文化特色的精品留传于后人。

　　《城市化》：新型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乡村重建如何构建支撑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朱成堡：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同许多专家强调新型城镇化需要有产业支撑一样，乡村重建也要有产业发展，但不要一说到产业就是发展工业，相反应该在乡村杜绝工业，让工业集聚到城市，由城市的工业化去实现中国梦，那乡村唯有发展文化旅游业。

　　现在政府都在说“生态环境产业”，我认为生态环境就是一种让人受用的精神文化产品，其联系桥梁就是乡村旅游业。在美好的生态环境中挖掘、包装、展示文化元素，不就是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吗？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成功的范例，比如苍南矾山镇挖掘600多年明矾采掘历史文化，构建矿石馆、奇石馆、规划鹤顶山自然生态景观，积极申报世界工业文化遗产，就是打造传统地域文化旅游业的民间自发行动。再之，政府文化部门一直以来都在倡导文化下乡，但不仅仅是组织几次“大篷车”下乡演出，而主要在于将都市文化元素下放到乡村，这方面，苍南也有先例，莒溪镇利用刘基庙文物场所，在全国征集刘基诗文书法作品创建了碑林，已经显现了厚重的文化品位，也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还有步头村，正在利用苍南籍著名书法家谢云书法作品，在环境优美的溪滨竹林构建“诗歌书法碑林”。

　　有的乡村也可允许新建部分与自然生态融合、传统文化韵味浓厚的居住建筑，让一些原籍文化老人回归故里居住生活，或者吸引一些年轻的文化人来乡村度假和创作，也不失为与乡村重建相得益彰的一条途径，有些地方如徽州、大理等地乡村已经在实践。民国时期也有城市化，例如上海的建设发展，那些进入城市发展的商人和文人就在乡村保留老宅，不时往返居住。

　　中国乡村并非单一的农耕文化村落，有众多的山水景观村落（如苍南湖井村），明清以来，又形成不少陶瓷艺工村落（我的家乡碗窑）、工业文化村落（苍南矾山）、商埠村落，还有防护卫城村落、耕读仕第村落、医药村落（兰溪诸葛八卦村）、手工业作坊村落，更有大量的不同少数民族村落，可谓异彩纷呈，就应该通过差异化，努力恢复村落原有社会文化形态。比如利用碗窑村现存的古陶瓷生产线将古陶瓷生产工艺恢复起来，将温州泽雅的传统造纸作坊恢复起来，也是有很大的旅游产品市场潜力的。为此，县级政府应该将文化局和旅游局合并成文化旅游局，以利于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

　　但要注意，乡村发展文化旅游业应以村民安居乐业、人与自然的融合为终极目标，而不应追求市场份额占有率的GDP，否者会变味，会适得其反。总之，乡村重建的关键在于调动乡村自身的积极性，由民间自发地进行资源要素配置。政府定出保护发展传统地域文化的核心原则，学者作技术指导，当地人文士绅和新贵阶层主持主导，三位一体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基本方针是不搞一刀切，不以GDP唯上，不急于求成，不进行全面铺开，实事求是、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要做到这些，根本出路也在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