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湖北省天门市岳口镇的汉江边上，那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我的父亲是不辞劳苦的个体司机，母亲是勤劳的家庭主妇。在这种传统朴实的家庭中成长，我的人生显得平平坦坦，按照预先设计的轨道，我从小学念到中学、再到大学，生活波澜不惊。直到2002年有了北京之行，我的人生才变得与众不同。

在京实习让我喜欢上这个城市

    2002年，我就读于湖北大学新闻系。按照学校的安排，大四那年我们有半年的实习期，我们的实习单位基本是湖北省的几大媒体，比如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这也是学校为我们毕业后找工作做铺垫，因为在那个时候，按照通常惯例，在这些单位实习后的大学毕业生基本能留下来。
    可我却有颗不安分的心，我在大学三年时间里先后在天门人民广播电台、武汉晚报实习过，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我想去外边看看，特别想见识一下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北京的媒体。恰巧班上在北京有关系并找好实习单位的同学到北京实习，我就决定随行。
    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他们肯定会反对。因为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女孩子出远门做父母的肯定不放心。更何况，在我的父母看来，家里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我能在湖北的大媒体工作也就很不错了，找工作不要有太高的奢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我当时去北京的愿望太强烈了，以至于我擅自作主，准备先斩后奏。于是，我瞒着父母从亲戚家借了八百块钱。我有了进京的盘缠，就到火车站排队买票。那时正值暑运高峰期，好不容易买到一张从汉口到北京西的站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一个晚上我整整站了12个小时。尽管我身心疲惫，但能来到首都北京，我不免有些兴奋。
    不过，欣喜很快被所要面对的困难所代替。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住处，我暂时住在通州乔庄一个同学租住的房间里，当时他们三个人合租了个两居室。我没有实习单位，就跟着我的同学进了光明日报。每天早上，我们坐车从通州到四惠，再换车去单位；晚上，我们再换车回到通州的临时住处。
    一个星期后，我们在网上找了一间位置不错的平房，正对着SOGO崇光百货，但屋里特别简陋，只有一张高低床和一张桌子，月租金五百，我和同学两人平摊，压力不算大。最值得欣慰的是，房子离实习单位才几站地，省去了每天来回坐车再倒车的一路奔波。
    由于没有事先联系，报社没有安排实习老师带我，完全靠自己找线索采访写稿。两个月，我费了很大周折采访写出来的稿件几乎满足不了要求，见报的文章很少，连学校安排的实习任务也完成不了。我开始后悔当初来京的选择，怪自己太天真、太武断，经常晚上睡在被窝里偷偷地躲着哭。
    由于我手头带的钱快用完了，也不像我同学有稿费来源，在鱼米之乡长大的我不得不开始吃面食。在我们家乡到饭馆点菜吃饭，米饭是免费的。但在北京却不一样，一小碗米饭就要一块钱，一个素菜也得七八块。不过，面食相对便宜，一个包子不到一块钱。那时，我一个星期能吃上一顿米饭就算很奢侈了，真怀念家里做的饭菜。
    当我觉得呆不下去了并准备打道回府时，我人生的导师出现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光明日报科技部的葛宗渔编辑，也就是我的实习老师，她的出现好似我的救命稻草。在工作上，葛老师对我严格要求，耐心指导，告诉我如何策划选题采访、教我排版。有了葛老师的指导，我的稿件不断见诸报端。在生活上，葛老师待我更像亲人一样。北京的冬天比武汉来得早，有一天早上到报社，她见我穿得单薄，二话没说就下楼给我买了件衣服。她还到我租住的平房去看我。有一次，我生病了，由于怕家里担心我没敢告诉父母，葛老师知道后当即取出五千块钱让我去看病，这让我永生难忘。在科技部实习的半年时间里，我领略到国家级媒体人严谨求实的作风。特别是那里的工作氛围让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北京。
    在京的实习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我超额完成实习任务回到了武汉的学校。由于我半年多时间一直在北京实习，错过了湖北和武汉媒体的招聘。但我并不觉得遗憾，毕竟在北京实习期间我收获了很多很多。
    大学毕业时间一天天临近，按照学校的规定要是没有接收单位，毕业生的户口和档案就打回原籍。形势所迫，我随便找了个单位，将户口落在了武汉。
    我的人在武汉，心却还在北京。特别是在光明日报科技部的那段时光，让我念念不忘。但我知道，一个本科生要在北京的国家级大报立足是很难的，我默默地关注着北京其他都市类媒体的动向，等待着合适的机会。

我在北京有了第一份工作

    2004年1月初，我从网上看到华夏时报社的招聘通知，很快邮寄了简历，静静地等待通知。1月下旬，我就接到了笔试的通知，那时离春节没几天了，从武汉到北京的火车票已经售空。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长了翅膀飞到北京。最后，我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张春节后的火车票。我在心里已经计划好了，这次去北京就破釜沉舟了，即使华夏时报不能如愿，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毕竟我在武汉工作了一年多，手头有了些积蓄。但我父母认为，这样贸然去北京风险很大。特别是我的户口、档案关系都在武汉，他们担心我以后退休了没保障。
    “要是我现在不出去，以后再想去就没那么容易了。”我没有试图说服父母，只是自己嘀咕着。屋子里分外沉默。我听见父亲在叹气：“要是我们做父母的有点本事，孩子就不用这样吃苦了。”我的母亲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出去闯荡。
    2004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十），我辞去武汉的工作，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到了北京，经同学帮忙，我在农业大学附近租了个单间，按天收费，一天30元。说是单间，其实是个隔断，隔壁有什么动静都能感觉到，空间小得只够放一张床，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让我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报社打电话时，对方说招聘已经结束。我很不甘心，告诉对方因为买不到北京的火车票错过了笔试时间，并表明我已经辞了家乡的工作，一心想到北京发展。
    对方很爽快地说：“你四点前过来吧。”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我马上查了地址，报社在月坛北街，如果坐公交车再换乘地铁，时间恐怕来不及，我二话没说收拾好简历、出门打了辆出租车。
    四点前，我赶到了报社。面试我的张姓副总问了我两个问题：“你从哪里过来的？现在住在哪里？”我说：“我从武汉辞了工作过来，已经在农大附近住下。”
    当得知我自己租的房子时，他说：“你明天来上班吧！”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经过笔试，也没有新闻方面的面试问题，我就能上班了。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出报社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被报社录取了。
    事后，这位领导才说：“你从外地过来，并没有问我报社的地址，自己直接找了过来，说明你具备一个记者的素质；自己辞了工作，到北京后就找房子住下，表明了你的决心和勇气。”说实话，我一直从心里感激这位领导，没有他的网开一面，我或许不会那么容易进入北京。
    2月的北京，风寒料峭，我租住的单间没有暖气，晚上睡觉时我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再裹上被子也觉得冷得刺骨，根本没法入睡。于是，我在离单位不远的新文化街找了个地下室，一个单间每月五百元，暖气很好，价格也能接受，而且有属于自己的空间。那时的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的工资和自己的工作量挂钩，我每月到手的工资有三千多块钱。我咬咬牙用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个照相机，这样出去采访我就不用为联系不到摄影记者而发愁了。
    在我工作半年后，报社迁到了东三环南路，我也跟着搬家。我从网上合租了呼家楼（现在的央视新址）的两居室，一间八百元。虽然每月租金比以前多了三百，但居住条件却大大升级了——从地下室搬到了楼房。
    这年春节，我因为没有买到火车票，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听到屋外的鞭炮声，身处异乡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在除夕夜，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弟弟说：“你没回来，妈妈又偷偷地流泪了。”到北京工作整整一年，我一直没回过家，真想回家和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团聚。平时工作时我总盼着有假期，可春节那七天真是难熬。同事同学都回家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听收音机、看看书。

进入地产领域成为我工作的转折点

    2005年，是我在华夏时报工作的第二年，也是我工作的转折年。我从华夏商务新闻部到了华夏地产周刊，成为了地产媒体人。
    在我为找新闻线索而发愁、每天漫无目的跑CBD时，我人生的又一位导师出现了。一天，华夏地产的蔡主编找到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盟地产周刊。我很愿意去尝试，但我担心自己地产方面的知识欠缺、怕胜任不了工作。蔡主编的一番话打消了我的顾虑：“我最看重的是人品。首先，做人很关键，其次才是知识，而知识可以通过实践慢慢学习和积累。”这样，我进入了陌生的地产领域。
    那时北京的房地产发展正如火如荼，我在华夏地产的收获也很多，除了地产知识的积淀、选题的策划、活动的组织，更为重要的是为人处事。“先做人，后做事。”“事情做好了，金钱自然来。”“笨鸟先飞”……这些谆谆教诲，让我一生受用。
    在华夏地产的那段时间虽然短暂却很有意义，经历的事总会历历在目，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只会埋头采访写稿的我居然签了人生的第一   单。我们策划了一期关于大型社区配套的专题报道，我和北京城开集团约好了采访，不凑巧的是采访那天下起了大雪。本来约好上午10点，由于我不熟悉路，加上雪天不好走，我在城开集团办公所在地的那个大社区兜了一个大圈，最后一边问路一边走，11点才到目的地。
    站在采访对象公司的大门口，我迟疑着没有进去。我为自己的迟到而心里充满愧疚，因为主编总对我们说：“采访千万不能迟到，这是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宁可我们等着，也不能让对方等我们。”按照主编的做事风格，无论和谁预约，他至少要早到5分钟。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主编打了电话，问是否还要进去采访。一向严厉的他在电话里没有批评我，而是说因为特殊原因迟到没关系，你冒着大雪去采访会让人永远记住的。这些话是安慰也是激励，我的心里一下子释然了。果然，对方很愉快地接受了采访，还安排我吃午饭，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后来城开集团还给了我们四万五千元的广告支持。
    接下来的几年，我辗转了几个单位，但一直没有离开地产行业，工作忙碌而充实。有朋友建议：你做房地产方面的报道应该认识不少开发商，还不如给自己买套房子。当时，东三环的商品房每平方米七八千。我那时没有买房的意识，而且感觉租房子住很好，一来租金自己能承受，二来房子不合适了可以随时换。只要单位换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租房，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我乐在其中。

安家北京，置业北京
    2008年4月，漂在北京的我终于登记结婚了。我们属典型的“裸婚”一族，婚房是租住的40平方米的一居室。我老公是北京集体户，能申请经济适用房，于是在买房方面我们没有太着急。
    在买房一事上，让我思想发生转变的是那年10月，我到医院检查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没有孩子搬家住到哪里都可以；可一旦有了孩子，就应该给孩子一个稳定环境，不能拖家带口地到处迁徙。
    于是，我们开始为经济适用房而忙碌。依照住房保障办的条件，我们不能申请经济适用房，不过可以申请限价房。这让人能接受，毕竟当时的限价房比商品房的价格低一半。我老公的材料准备齐全了，在我这里却卡壳了，由于我的户口在武汉，我必须拿着申报材料回武汉开无房证明，更让人郁闷的是，我还得到户口迁出地开具无房证明。我的户口是大学毕业后直接从学校迁到武汉的，我当时所在的大学没法开具这个证明。读大学期间我怎么可能在学校有房子呢，这不是明摆着设条件嘛，我们买限价房的计划就此搁浅。
    2009年6月，我提前一个月休产假。在家呆着无聊，我就开始从网上找房、找中介公司看房。那时正值金融危机，三环周边二手房40平方米的一居室总价75万。国家调控房价的政策频频出台，我们对房子降价抱着很大希望，一直观望着。
    7月初，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我回到了老家。孩子出生了，没有上户口，主要是我老公单位的集体户不能让孩子落户。我也不愿意让孩子的户口跟着我上到武汉。不是我对户口太在乎，主要是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低头。我们要在北京发展，如果孩子的户口不在北京，以后上学、就医等都很麻烦。
    2010年初，我的产假期快结束了，我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当我再去看房时，仅半年时间，房价又涨了，三环周边一百万的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手头积蓄不到30万元，意味着首付也不够，还得借款。我们在筹钱的时候，房价还在涨。但为了孩子的户口，我们铁定心了要买房，而且必须在短期内尽快买到房子。只有买了房子，我老公的户口从集体户迁出来，孩子就能跟着上户了。
    那段时间，我们疯狂地去看房，连地下室也去看过。最后，通过房产中介公司在四环外找了一套总价在一百万元以内的二手房。由于第一次买房没有经验，加上买房心切，在签买房合同时，我们吃了不少亏。我们开始给银行还贷了，但房主推迟腾房，我们买的房子住不了；房子过户了，但房主借口说孩子升学，户口迟迟不迁走。
    2011年初，我们好不容易才搬进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进家门的那一刻我居然没有一点欣喜。房主事先说好留下来的热水器、衣柜、家具等都搬得一干二。由于当时只是口头协议，并没在合同中体现，我们只能吃哑巴亏。后来，原房主把户口迁走了，也不和我们说一声，可谓机关算尽。通过买房，我们也吃一堑，长一智。
    现在，除了当时买房找亲戚朋友借的钱，我们每月给银行还贷两千多元，和租房子住的租金差不多，没觉得买房后有太大的压力。今 年九月，孩子如期上了北京市公办幼儿园，而且，孩子上户后医保也顺利办下来了，解决了我的心病。
    因为我在北京买房了，而且孩子是北京户口，我在武汉的同学对我不无羡慕。我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羡慕别人的生活。或许，他们知道了我的这些经历，会有别样的感慨。在我看来，这些经历将成为我人生中莫大的财富。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也算得上是北京常住居民，可我的户口没在北京，我不得不面对人户分离所带来的诸多不便，比如，当初要给孩子办准生证我特意回武汉找计生部门开具生育证明，每年我定期要去派出所登记暂住证，办理社保要回老家取户口本，就连办信用卡也得提供户口所在地的座机电话……尽管如此，我对未来的生活仍然充满希望，为了心中的理想我还要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