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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13第二、三期合刊 >> 从鱼米之乡辗转到首都北京

    我出生在湖北省天门市岳口镇的汉江边上,那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我的父亲是不辞劳苦的个体司机,母亲是勤劳的家庭主妇。在这种传统朴实的家庭中成长,我的人生显得平平坦坦,按照预先设计的轨道,我从小学念到中学、再到大学,生活波澜不惊。直到2002年有了北京之行,我的人生才变得与众不同。

在京实习让我喜欢上这个城市

  2002年,我就读于湖北大学新闻系。按照学校的安排,大四那年我们有半年的实习期,我们的实习单位基本是湖北省的几大媒体,比如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这也是学校为我们毕业后找工作做铺垫,因为在那个时候,按照通常惯例,在这些单位实习后的大学毕业生基本能留下来。
  可我却有颗不安分的心,我在大学三年时间里先后在天门人民广播电台、武汉晚报实习过,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我想去外边看看,特别想见识一下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北京的媒体。恰巧班上在北京有关系并找好实习单位的同学到北京实习,我就决定随行。
  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他们肯定会反对。因为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女孩子出远门做父母的肯定不放心。更何况,在我的父母看来,家里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我能在湖北的大媒体工作也就很不错了,找工作不要有太高的奢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我当时去北京的愿望太强烈了,以至于我擅自作主,准备先斩后奏。于是,我瞒着父母从亲戚家借了八百块钱。我有了进京的盘缠,就到火车站排队买票。那时正值暑运高峰期,好不容易买到一张从汉口到北京西的站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一个晚上我整整站了12个小时。尽管我身心疲惫,但能来到首都北京,我不免有些兴奋。
  不过,欣喜很快被所要面对的困难所代替。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住处,我暂时住在通州乔庄一个同学租住的房间里,当时他们三个人合租了个两居室。我没有实习单位,就跟着我的同学进了光明日报。每天早上,我们坐车从通州到四惠,再换车去单位;晚上,我们再换车回到通州的临时住处。
  一个星期后,我们在网上找了一间位置不错的平房,正对着SOGO崇光百货,但屋里特别简陋,只有一张高低床和一张桌子,月租金五百,我和同学两人平摊,压力不算大。最值得欣慰的是,房子离实习单位才几站地,省去了每天来回坐车再倒车的一路奔波。
  由于没有事先联系,报社没有安排实习老师带我,完全靠自己找线索采访写稿。两个月,我费了很大周折采访写出来的稿件几乎满足不了要求,见报的文章很少,连学校安排的实习任务也完成不了。我开始后悔当初来京的选择,怪自己太天真、太武断,经常晚上睡在被窝里偷偷地躲着哭。
  由于我手头带的钱快用完了,也不像我同学有稿费来源,在鱼米之乡长大的我不得不开始吃面食。在我们家乡到饭馆点菜吃饭,米饭是免费的。但在北京却不一样,一小碗米饭就要一块钱,一个素菜也得七八块。不过,面食相对便宜,一个包子不到一块钱。那时,我一个星期能吃上一顿米饭就算很奢侈了,真怀念家里做的饭菜。
  当我觉得呆不下去了并准备打道回府时,我人生的导师出现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光明日报科技部的葛宗渔编辑,也就是我的实习老师,她的出现好似我的救命稻草。在工作上,葛老师对我严格要求,耐心指导,告诉我如何策划选题采访、教我排版。有了葛老师的指导,我的稿件不断见诸报端。在生活上,葛老师待我更像亲人一样。北京的冬天比武汉来得早,有一天早上到报社,她见我穿得单薄,二话没说就下楼给我买了件衣服。她还到我租住的平房去看我。有一次,我生病了,由于怕家里担心我没敢告诉父母,葛老师知道后当即取出五千块钱让我去看病,这让我永生难忘。在科技部实习的半年时间里,我领略到国家级媒体人严谨求实的作风。特别是那里的工作氛围让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北京。
  在京的实习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我超额完成实习任务回到了武汉的学校。由于我半年多时间一直在北京实习,错过了湖北和武汉媒体的招聘。但我并不觉得遗憾,毕竟在北京实习期间我收获了很多很多。
  大学毕业时间一天天临近,按照学校的规定要是没有接收单位,毕业生的户口和档案就打回原籍。形势所迫,我随便找了个单位,将户口落在了武汉。
  我的人在武汉,心却还在北京。特别是在光明日报科技部的那段时光,让我念念不忘。但我知道,一个本科生要在北京的国家级大报立足是很难的,我默默地关注着北京其他都市类媒体的动向,等待着合适的机会。

我在北京有了第一份工作

  2004年1月初,我从网上看到华夏时报社的招聘通知,很快邮寄了简历,静静地等待通知。1月下旬,我就接到了笔试的通知,那时离春节没几天了,从武汉到北京的火车票已经售空。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长了翅膀飞到北京。最后,我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张春节后的火车票。我在心里已经计划好了,这次去北京就破釜沉舟了,即使华夏时报不能如愿,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毕竟我在武汉工作了一年多,手头有了些积蓄。但我父母认为,这样贸然去北京风险很大。特别是我的户口、档案关系都在武汉,他们担心我以后退休了没保障。
  “要是我现在不出去,以后再想去就没那么容易了。”我没有试图说服父母,只是自己嘀咕着。屋子里分外沉默。我听见父亲在叹气:“要是我们做父母的有点本事,孩子就不用这样吃苦了。”我的母亲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出去闯荡。
  2004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十),我辞去武汉的工作,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到了北京,经同学帮忙,我在农业大学附近租了个单间,按天收费,一天30元。说是单间,其实是个隔断,隔壁有什么动静都能感觉到,空间小得只够放一张床,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让我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报社打电话时,对方说招聘已经结束。我很不甘心,告诉对方因为买不到北京的火车票错过了笔试时间,并表明我已经辞了家乡的工作,一心想到北京发展。
  对方很爽快地说:“你四点前过来吧。”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我马上查了地址,报社在月坛北街,如果坐公交车再换乘地铁,时间恐怕来不及,我二话没说收拾好简历、出门打了辆出租车。
  四点前,我赶到了报社。面试我的张姓副总问了我两个问题:“你从哪里过来的?现在住在哪里?”我说:“我从武汉辞了工作过来,已经在农大附近住下。”
  当得知我自己租的房子时,他说:“你明天来上班吧!”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经过笔试,也没有新闻方面的面试问题,我就能上班了。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出报社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被报社录取了。
  事后,这位领导才说:“你从外地过来,并没有问我报社的地址,自己直接找了过来,说明你具备一个记者的素质;自己辞了工作,到北京后就找房子住下,表明了你的决心和勇气。”说实话,我一直从心里感激这位领导,没有他的网开一面,我或许不会那么容易进入北京。
  2月的北京,风寒料峭,我租住的单间没有暖气,晚上睡觉时我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再裹上被子也觉得冷得刺骨,根本没法入睡。于是,我在离单位不远的新文化街找了个地下室,一个单间每月五百元,暖气很好,价格也能接受,而且有属于自己的空间。那时的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的工资和自己的工作量挂钩,我每月到手的工资有三千多块钱。我咬咬牙用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个照相机,这样出去采访我就不用为联系不到摄影记者而发愁了。
  在我工作半年后,报社迁到了东三环南路,我也跟着搬家。我从网上合租了呼家楼(现在的央视新址)的两居室,一间八百元。虽然每月租金比以前多了三百,但居住条件却大大升级了——从地下室搬到了楼房。
  这年春节,我因为没有买到火车票,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听到屋外的鞭炮声,身处异乡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在除夕夜,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弟弟说:“你没回来,妈妈又偷偷地流泪了。”到北京工作整整一年,我一直没回过家,真想回家和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团聚。平时工作时我总盼着有假期,可春节那七天真是难熬。同事同学都回家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听收音机、看看书。

进入地产领域成为我工作的转折点

  2005年,是我在华夏时报工作的第二年,也是我工作的转折年。我从华夏商务新闻部到了华夏地产周刊,成为了地产媒体人。
  在我为找新闻线索而发愁、每天漫无目的跑CBD时,我人生的又一位导师出现了。一天,华夏地产的蔡主编找到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盟地产周刊。我很愿意去尝试,但我担心自己地产方面的知识欠缺、怕胜任不了工作。蔡主编的一番话打消了我的顾虑:“我最看重的是人品。首先,做人很关键,其次才是知识,而知识可以通过实践慢慢学习和积累。”这样,我进入了陌生的地产领域。
  那时北京的房地产发展正如火如荼,我在华夏地产的收获也很多,除了地产知识的积淀、选题的策划、活动的组织,更为重要的是为人处事。“先做人,后做事。”“事情做好了,金钱自然来。”“笨鸟先飞”……这些谆谆教诲,让我一生受用。
  在华夏地产的那段时间虽然短暂却很有意义,经历的事总会历历在目,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只会埋头采访写稿的我居然签了人生的第一   单。我们策划了一期关于大型社区配套的专题报道,我和北京城开集团约好了采访,不凑巧的是采访那天下起了大雪。本来约好上午10点,由于我不熟悉路,加上雪天不好走,我在城开集团办公所在地的那个大社区兜了一个大圈,最后一边问路一边走,11点才到目的地。
  站在采访对象公司的大门口,我迟疑着没有进去。我为自己的迟到而心里充满愧疚,因为主编总对我们说:“采访千万不能迟到,这是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宁可我们等着,也不能让对方等我们。”按照主编的做事风格,无论和谁预约,他至少要早到5分钟。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主编打了电话,问是否还要进去采访。一向严厉的他在电话里没有批评我,而是说因为特殊原因迟到没关系,你冒着大雪去采访会让人永远记住的。这些话是安慰也是激励,我的心里一下子释然了。果然,对方很愉快地接受了采访,还安排我吃午饭,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后来城开集团还给了我们四万五千元的广告支持。
  接下来的几年,我辗转了几个单位,但一直没有离开地产行业,工作忙碌而充实。有朋友建议:你做房地产方面的报道应该认识不少开发商,还不如给自己买套房子。当时,东三环的商品房每平方米七八千。我那时没有买房的意识,而且感觉租房子住很好,一来租金自己能承受,二来房子不合适了可以随时换。只要单位换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租房,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我乐在其中。

安家北京,置业北京
  2008年4月,漂在北京的我终于登记结婚了。我们属典型的“裸婚”一族,婚房是租住的40平方米的一居室。我老公是北京集体户,能申请经济适用房,于是在买房方面我们没有太着急。
  在买房一事上,让我思想发生转变的是那年10月,我到医院检查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没有孩子搬家住到哪里都可以;可一旦有了孩子,就应该给孩子一个稳定环境,不能拖家带口地到处迁徙。
  于是,我们开始为经济适用房而忙碌。依照住房保障办的条件,我们不能申请经济适用房,不过可以申请限价房。这让人能接受,毕竟当时的限价房比商品房的价格低一半。我老公的材料准备齐全了,在我这里却卡壳了,由于我的户口在武汉,我必须拿着申报材料回武汉开无房证明,更让人郁闷的是,我还得到户口迁出地开具无房证明。我的户口是大学毕业后直接从学校迁到武汉的,我当时所在的大学没法开具这个证明。读大学期间我怎么可能在学校有房子呢,这不是明摆着设条件嘛,我们买限价房的计划就此搁浅。
  2009年6月,我提前一个月休产假。在家呆着无聊,我就开始从网上找房、找中介公司看房。那时正值金融危机,三环周边二手房40平方米的一居室总价75万。国家调控房价的政策频频出台,我们对房子降价抱着很大希望,一直观望着。
  7月初,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我回到了老家。孩子出生了,没有上户口,主要是我老公单位的集体户不能让孩子落户。我也不愿意让孩子的户口跟着我上到武汉。不是我对户口太在乎,主要是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低头。我们要在北京发展,如果孩子的户口不在北京,以后上学、就医等都很麻烦。
  2010年初,我的产假期快结束了,我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当我再去看房时,仅半年时间,房价又涨了,三环周边一百万的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手头积蓄不到30万元,意味着首付也不够,还得借款。我们在筹钱的时候,房价还在涨。但为了孩子的户口,我们铁定心了要买房,而且必须在短期内尽快买到房子。只有买了房子,我老公的户口从集体户迁出来,孩子就能跟着上户了。
  那段时间,我们疯狂地去看房,连地下室也去看过。最后,通过房产中介公司在四环外找了一套总价在一百万元以内的二手房。由于第一次买房没有经验,加上买房心切,在签买房合同时,我们吃了不少亏。我们开始给银行还贷了,但房主推迟腾房,我们买的房子住不了;房子过户了,但房主借口说孩子升学,户口迟迟不迁走。
  2011年初,我们好不容易才搬进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进家门的那一刻我居然没有一点欣喜。房主事先说好留下来的热水器、衣柜、家具等都搬得一干二。由于当时只是口头协议,并没在合同中体现,我们只能吃哑巴亏。后来,原房主把户口迁走了,也不和我们说一声,可谓机关算尽。通过买房,我们也吃一堑,长一智。
  现在,除了当时买房找亲戚朋友借的钱,我们每月给银行还贷两千多元,和租房子住的租金差不多,没觉得买房后有太大的压力。今 年九月,孩子如期上了北京市公办幼儿园,而且,孩子上户后医保也顺利办下来了,解决了我的心病。
  因为我在北京买房了,而且孩子是北京户口,我在武汉的同学对我不无羡慕。我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羡慕别人的生活。或许,他们知道了我的这些经历,会有别样的感慨。在我看来,这些经历将成为我人生中莫大的财富。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也算得上是北京常住居民,可我的户口没在北京,我不得不面对人户分离所带来的诸多不便,比如,当初要给孩子办准生证我特意回武汉找计生部门开具生育证明,每年我定期要去派出所登记暂住证,办理社保要回老家取户口本,就连办信用卡也得提供户口所在地的座机电话……尽管如此,我对未来的生活仍然充满希望,为了心中的理想我还要继续奋斗。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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