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关于“乡村凋敝”、“村庄解体”、“村落终结”的讨论不绝于耳，那么村庄到底是“病”了还是“死”了？最初听到“乡村凋敝”这个概念有个具体语境，一位同学形容自己皖北农村的老家：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下“386199部队”（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昵称），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停滞、村民交往活动锐减、公共事务更是无人问津。前不久，梁鸿所著《中国在梁庄》进一步将这种惆怅、悲凉的情绪发酵放大为公众话题。她笔下的村庄已经不是简单的“凋敝”了，而是更加急速的“癌变”，传统乡村社会处于即将塌陷的边缘，村庄这个有机体走向终结似乎在所难免。
    一年多来，在永清台湾新城进行的村庄走访和深入调研也让我们体察到了华北农村同样的病症：乡村正在离散化、农民原子化甚至“刁民化”、基层党组织涣散、“歪风胜正气”等。那是不是可以宣告：这里的村庄也正在走向“死亡”？我想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村庄毕竟不是一片村舍的集合，而是一个能够涵养人和产业、孕育社会资本的有机体。当然，她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病态的，自我修复需要行之有效的处方。
    那天我们去双营村“大队部”，参与了一场村干部热议村庄事务、评判是非曲直的“情景剧”。我想既然村庄内部还有抱怨、有争吵、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声音，就说明公道人心尚在，没有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冷漠无视。“是灰比土热”，村庄的这   口“气”也还在。所以，村庄可能已经病入膏肓，但并没有寿终正寝。
    那么对于身染重疾的村庄，该以什么方式加以医治呢？我主张还是借鉴中医调和阴阳、辩证施治的思路。如果遵循西医靶向式的治疗思路，我们能够想到的药方要么是一步到位的“城镇化”或者彻底的“新农村建设”，这两种处方往往只重硬件重塑和观感愉悦，是片面经济理性和功利主义的思维，难以顾及原有村庄有机体的修复、乡村社会关系的延续和人们心灵的重建。
    以双营村为例，我感觉村庄更大的病症是“人”。人心不顺、民风不正，村庄自然没有“精、气、神”，就如同永清的沙荒土，就算有再好的营养，这个身子骨也享用不了。因此，正如中医讲究通过恢复个体自身抵抗力去“平衡”病变一样，医治村庄先要捋顺民心、凝聚民意、匡扶社会正气。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宣讲传统文化，让农民心安、明理；通过积极的“党建工作”，让村庄的经络——基层党组织得以活化、疏通；通过新城管委会、村支两委及其他部门的“协同共治”，扶正风、去邪气；通过丰富的农民文体活动，促交流、增共识。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城发展将土地红利、农民增收、集体经济培育、公共服务供给等一一植入，才能取得固本强基、标本兼治的效果。
    如果调理好村庄有机体，使其恢复抵抗力、凝聚力、整合力，那么无论今后聚落形态如何变，是“新城社区”还是“田园乡村”；生产方式如何变，是继续务农还是打工经商，有这样一个良性的“社会”胚胎在，何愁孕育不出“理想的城市、理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