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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13第四期 >> 雾都伦敦给北京的启示

  笼罩北京城的这次史无前例的空气污染距伦敦1952年的“大烟雾”(Great Smog,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几乎整整60年,这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合。
  中国肯定并不缺少这种对比。很多中国人肯定还记得,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影片经常展示伦敦的烟雾,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失败的证据。面对这种环境危机,英国当时进行了整治。现在,轮到中国这样做了。
  周二,北京当局报道称,在前三天污染水平屡创纪录后,该市的污染程度正在减轻。
  每位北京居民心里都清楚,考虑到天气条件比较“合适”(也就说相当糟糕),雾霾卷土重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过,有明确迹象表明,官员们终于开始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或许是朝着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迈出的第一步。
  官员们意识到,污染导致的疾病和不适激怒了愈发躁动不安的人民。官方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周一表示,北京将日益以“北京咳”而闻名,而不是以北京烤鸭或京剧而闻名。
  环保主义者戴晴告诉彭博社(Bloomberg):“多年来,我们都曾试图做些事情,但当局没有给我们任何答复。可一旦人们没有了水、空气、土地,那肯定会发生点什么。这非常危险。”
  正如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那样,促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官员淡化或无视污染问题。因此,尽管中国出台了严厉的环保法,但它的环境水准却很低。
   “中国和外国的专家都表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各级官员都愿为经济增长这一首要任务牺牲环境。
   “体制内缺乏问责机制,负责解决环境问题的部门软弱无力,数据收集和呈现容易受到操纵,这些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但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先例表明,公众对污染问题的关切迟早会迫使当局采取行动。
  伦敦“大烟雾”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伦敦人曾认为这场烟雾与之前的“浓雾”乃至之后的雾气没多大区别。“大烟雾”仅持续了四天,从12月5日到12月9日。
  但当政府医学报告给出“大烟雾”导致4000人早死、10万人患病的估计数字时,舆论发生了改变。后来的研究发现,即便是这些数字也存在严重的低估:实际上,死亡人数在1.2万左右。(这些数字来自维基百科(Wikipedia),在该网站上可以看到,学术研究对此有详实的记载。)
   “大烟雾”之后,英国连续出台了多部法律,高潮则是1956年出台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该法要求工厂减少烟雾排放,鼓励居民从煤转向燃烧产物更清洁的焦炭或燃气。
  1962年,伦敦又出现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烟雾。但现代的做法慢慢确立下来,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燃气集中供暖开始普及后。
  中国应该认真思考下这段历史。即便是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也能得到解决。然而,即使具备了政治意愿和充足的资源,打造人们可接受的生活环境也需要数十年时间。
   因此,中国应当抓紧时间。彭博社消息称,绿色和平(Greenpeace)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上月公布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去年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因pm2.5(空气中的颗粒物,烟雾型污染的核心致因)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合计有8572人。
  我们这里讨论的还只是进入世界银行(World Bank)“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排行榜的16座中国城市中的4座。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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