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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华:改革不能让一部分人高兴一部分埋怨
  4月1日,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在第二届“岭南论坛”上表示,广东的省情就是国情的缩影;广东未来不再重蹈粗放的经济发展老路,重视区域协调发展,要确保粤东西北城市在2020年前人均GDP都达到全国同期的水平。同时,徐少华还指出,在增进百姓福祉上,今后出台改革政策的时候,不要让一部分人高兴一部分埋怨,一部分人得益,一部分人受损,中国的高考政策在于公平,惠及中国所有的家庭。
  徐少华说,广东的经济发展速度,已连续24年在全国排名第一。然而从去年年底以来,广东党政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是江苏省有可能取代广东的经济地位。过去几年中,广东一直把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放在重要位置,而从今年以来,更多声音开始强调保持增长速度,保住“排头兵”地位。广东GDP全国第一,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有13个地级市人均GDP在全国水平之下,对此,徐少华表示,在区域协调发展上,广东如何让珠三角在主攻产业转型升级中,保持核心竞争力,不失去发展速度和经济规模;如何让欠发展地区在主攻快速发展中,实现经济提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吴敬琏:推行新型城镇化 避免“造成运动”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旧型城镇化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过去几十年来,一些部门在这一造城运动中获取的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30万亿元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
  他强调,新型城镇化而不是新一轮城镇化。我们要推行的是新型城镇化,要避免旧型城镇化的造城运动,需要有体制上的改革。 吴敬琏还指出,最近几年中国的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在加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但是和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一样,城镇化也存在着一个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建设浪费的资源太多,城镇化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建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运营效率低下,降低了城市工商业的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巴曙松:中国城镇化重在吸收、接纳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日前表示,未来吸收、接纳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巴曙松表示,中国之前的城镇化发展尚有几个问题未解决,包括沿海和内陆不同城市之间的转变速度不一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速度不一致、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等。他预计,未来10年,人口、土地等中国城镇化的要素都会发生变化,人口流动或出现逆转,即原先的人口流出大省会出现农民工的回流潮;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未来城市中的建设用地规模将进入低速增长;产业格局则会在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重新调整,制造业的内迁会加速推进。
  “未来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巴曙松说:“但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已过于密集,所以应发展城市集群,使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

朱中一:房地产应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配套产业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既可以给城镇居民生活、经济带来一个美好的前景,同时城镇化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认为,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重点在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朱中一强调,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房地产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先导型基础性的产业,是为相关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产业,不要过分强调支柱产业。房地产发展要和城镇化发展相适应,和相关产业发展相协调。此外,他还认为,一定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李伟:中国城镇化建设重在提高质量
  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所走过的历程和有关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推进城镇化建设应把重点放在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上。只有这样,中国的城镇化才能健康持续推进,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李伟表示,提高中国城镇化的质量,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要提出符合实际和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的目标;要推进城市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要扭转靠高房价为城市建设筹资的倾向;要准确把握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关系。这是健康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所在。  
  李伟表示,中国的城市化不是慢了而是快了,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速度问题而是质量问题。解决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质量问题,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大力建设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要解决好城市失业和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还要特别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农村有5800万留守儿童,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难以找到工作,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千万不要把他们遗忘!

许小年:靠城镇化促进消费需求靠不住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中国的消费需求不是不足,而是受到供给的限制不能释放,这个消费需求如果要靠城镇化促进,是靠不住的。
   “关于消费的套路,现在提出一个新的灵丹妙药,叫城镇化。”他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是农村的三倍,政府觉得城镇化可以重振居民消费,关于城镇化的看法我和巴曙松的观点基本一致,除了一点,我认为,城镇化是靠不住的。”
  许小年教授觉得,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GDP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问题不在需求不足。“中国没满足的需求大把大把,但这些需求没有释放,或者说需求受到供给方的限制。比如医疗卫生,医疗卫生需求多大,供给跟不上,房价为什么老在涨,供给跟不上。其实不用找新的需求,就把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

姚洋:新型城镇化,“新”在人的城镇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说,所谓新型城镇化,主要就是解决人的城镇化。很多人生活在城市,却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根还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城镇化光看到投资增长,消费却没有跟上。中国的劳动力还有36%在农村,这个水平不算高,韩国1980年代初和我们现在的收入水平相当,他们那时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也是35%-36%左右,但韩国的劳动力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是比较接近的,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占比较低,农村人口占比较高,这说明城市化是滞后的。也就是说青壮劳力已到城市了,但他们的家属在农村,这就使得我们的农村劳动力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脱节了。因此,所谓新型城镇化,最大的“新”就是要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

汪玉凯:户籍制度改革最为关键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近日表示,中央政法委召开电话会议明确提出要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隐藏着深刻的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一张纸或一个简单的身份,其规定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将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板块上,久而久之,户籍本身就附着了很多社会福利。一个城市户籍的人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无形中享受了很多福利,而农村户籍享受不到这些福利。尽管这些年来我们试图将福利与户籍制度剥离,但非常困难。当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同人群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都与户籍制度有关。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将户口本转变为居住证,消除农村和城市户口,会牵一发动全局,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一些基础制度。如公费医疗和新农合虽然在医疗方面都有保障,但保障水平和程度差别非常大。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最为关键的难题,是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改革。
  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放开户籍,当地的高考制度势必就会陷入混乱。全国相当多的人会涌入高考分数线较低的北京、上海等地参加考试。因此,不同城市户籍改革的宽松度和放开度也会有差异。这使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不能像一些中小城市可以简单放开,因为其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地容纳。
  此外,这些城市如果不调整规划战略,不发展卫星城,不实行多中心化,是无法持续生存的。很多矛盾不是行政命令可以解决的,户籍制度虽然在多数地方改起来容易,但农民工进城以后的生计问题很难解决,住房问题、就业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

范剑平:城镇化是长远规划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表示,城镇化对中国来说并非“强心剂”,而是长达十年的长远规划。此外,城镇化将和出口转好因素共同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
   他预测,2013年以后,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的最大主题。预计到2015年,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期,增速达到10%左右。中国城镇化将和出口转好因素一道,共同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有两个政策要点,一是在硬件建设方面,即通过扩大投资,集中建设城市群;二是在软件建设上,通过扩大消费,解决3亿农民家庭的市民化。
  范剑平还提出,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是惠民的、绿色的、科技的。所谓惠民的,即要防止物价和房价过快增长,充分考虑民众利益;所谓绿色的,即在微观投资层面注重环保技术设施的改造,在宏观投资层面注重生态隔离带的建设,将其纳入美丽中国的蓝图;所谓科技的,即通过城镇化带动中国的产业升级,预计202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科技创新要为此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刘晓光:发展城镇化,企业需改变投资模型转变发展方式
  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认为,企业界应认真研究中国城镇化发展问题,从中找到自己的主战场,改变投资模型和转变发展模式。城镇化最难的事,是如何把产业输送进去、如何解决过程中服务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单独放一个麦当劳他不会去。
  “十八大里提出的五个方面,五位一体的配套改革里面已经突出了生态问题,这里面其实是和每一个企业都息息相关,有远见的企业决策者在压力并不太明显的时候如果能够捷足先登,在这方面调动自己的相对潜力和聪明才智,在节能降耗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只要比别人快半拍,就一定会得到政府方面政策的回应。”刘晓光还认为,生态环境问题解决不了,城镇化建设会失败。

王济武:科技创新提升城镇化质量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济武撰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发展过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驱动”,这种典型的低效率发展,直接导致了“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典型低价工业化模式。
他还指出,18亿亩红线是保障我国14亿人口及后代福祉相传的生命线。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某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那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突破城镇化过程中空间、人才、资源和效率瓶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应该通过科技创新集群化,集约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质量。

王进:城镇化与产业投资机会双向互动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进在谈到城镇化与产业投资机会时表示: “我们之所以把产业投资机会和城镇化放在一起来谈,是因为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模式。城镇化是产业结构演进的直接结果,也是产业结构进一步演进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城镇化的原因,也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结果。 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演进推进了城镇化发展,它的突出的表现就是产业数量比例的变化,是生产的要素不断地向城市流动,形成城市化的发展。”
  王进还分析了城镇化带来的产业投资机会:“第一个仍然是以技术为创新的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等等。第二个以扩大的市场需求为基础的生产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第三个是以人口转移为基础的内需消费相关行业,包括生物医药、医疗健康,文化传媒等等方面提升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的产业会得到极大的发展。最后一个就是以城市基础设施为建设的相关产业,一个是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共事业方面的,道路、供排水等环保产业。另外商业地产会进入比较好的发展阶段。”

潘石屹:城市化最大的障碍是土地和户口
  在SOHO中国董事会主席潘石屹看来,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的问题,并非城市建设的问题,最大的障碍是土地和户口。“中国城市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地铁、房子的建设速度,已经足够得快了,这一过程如果再加快,就会出现很多诸如鄂尔多斯、郑州、天津的空城现象,楼建好了,但是人进不来。”
潘石屹认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解决土地和户口的问题,比房地产的问题更加重要。他提出,对于北上广等大城市,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土地供应应随城镇化的进程做合理、科学的安排,“大城市应多一些土地供应,如果供应不上,可以进一步提高容积率。”
  “甘地说过一句话: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资源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生活,但是满足不了我们的贪婪”,潘石屹认同于此,现在人为地制造中国没有土地了,没有房子了,没有坟地了,如果集约化的利用土地,中国的土地资源是极其丰富的。

李健:城镇化将推动商业地产发展
  赢盛中国商用地产集团总裁李健表示,城镇化推动着商业地产物业,如城市综合体、商业、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迎来零售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从走势来看,其实是一直在增长的。去年我们第一次出现了劳动人口的绝对下降,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给我们一个提醒,人口红利开始进入拐点时间,这里面也有一个信号,老年地产出现发展空间,在进入一个城市主导型社会之后,其实为零售业发展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空间,可以看到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我们从重数量增长到重质量发展的双重改变,城镇人口在不断增加,解决城市人口的同时存在重大发展机会。”
   李健还强调,城镇化对商业地产的意义,这也是“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政府方案方向,城镇化将解决定居型人口的定居需求,通过转移农村人口的需求,城镇化过程中也让农民逐渐会向中产阶级过渡消费潜力的售房会将成为零售企业未来得主要增长点。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划预算,城镇化在未来十年可拉动4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对一个县域经济繁荣,在城镇化政策领导下能推动县域商业地产的发展。

蔡洪斌:新型城市化应强调改革的战略
  新时期的新城镇化战略不仅仅从内需角度考虑,不仅仅从增长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更应该从改革的战略去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斌认为,尤其强调在新型城镇化战略里面,强调它的改革战略,不是增长和发展战略。
   要推动新型城镇化,首先必须打破体制残留下来的阻止健康合理城市化阻止市场主导的城市化的扭曲力量,这些扭曲比如打破二元体制积极稳妥取消户籍制度,实现教育的均等,真正去落实流动儿童平等上学和高考的权利。此外,城市的发展需要健全它自己的金融支持体系,保障房也好廉租房也好,需要城市自己有融资建设体系。
   对于“城镇化”还是“城市化”的争议,蔡洪斌认为我们必然在全国范围之内要走多样化特色化的道路。“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从强拆强征农民土地到公平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从赶农民进城上楼变成他们乐业安居,城市化的发展一定是以市场基础力量为主导,也就是说市场真正有这种集聚的需要,城市里面真正有很多工作机会,那么我们在城市化才有经济基础,以这种经济基础为原则,政府通过城市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工作便利为人们进城为城市化提供条件。这是以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城镇化的思路。”

胡祖六: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有三项核心职能
   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表示:政策法律法规的改革,城市规划,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三部分是政府在中国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的核心职能。胡祖六进一步解释说,首先,政府需要改正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以及有些过时的政策,比如户籍制度,至少为城镇化扫清障碍。第二,政府需要有比较科学、认真的城市规划。保证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人们自然和谐的发展。同时建立更好的投资营商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者,鼓励本地居民去创业、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使城市发展、经济有活力。政府需要创造这种大环境。第三,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包括治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中等教育、中小学的基本义务教育,环境和生态等。这都是政府的工作。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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