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上午，距离县城十里地的乡村一片寂静。
    五岁的小湘茹把家里所有的小板凳都搬到厅堂的电视机前，排成两行，想象成奔跑的列车，换着不同的躺姿，眼睛盯着电视上的动画片，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爷爷在村里砖厂盯火炉，奶奶一早就下地干活。
    诺大的三层小楼，除了电视机喧闹的伴音，显得格外的空寂、寥落。
    这是笔者大侄子的小女儿在乡下这两年周而复始的假日。
    大侄子到北京开小吃店已经近四年，其间曾经让他父母——也就是笔者的二哥二嫂过来帮忙打理，顺带帮照看孩子。但不到一年，由于生活习惯、经营理念多所不合，日常拌嘴不断，而且村里有砖厂多次来电希望二哥这个老资格的火炉工回去帮忙，加上小孩子入托入学难于解决，二哥最后还是决定带孙女回乡下。
    二哥回去后曾来电说砖厂火炉工每月有3000元左右的工资，加上闲时和嫂子拾掇地里农活，收入不比城里差，环境更是比在城里舒心多了。
由于乡下没有托儿所，每月花600元就把小孙女送到县城里的幼儿园，每天早晚有班车接送。
    老家这个曾经有二十多户百十号人的桂西小乡村，因为国道穿村而过，交通还算便利，有人投资开设一个砖厂，条件算是方圆几十里地里拔尖的。但还是拦不住年轻人天南海北外出打工，城市的繁华就像欲望的黑洞，吞噬着每个能够自主行动的年轻人，甚至包括他们已经不年轻的父辈。如今村里留守的像我二哥五十来岁的壮年人不过两三人，其他都是六七十岁上年纪的老人，小孙女在村里连个玩伴都没有。
    今年清明期间笔者回家祭祖，看到村里有五户虽然都建起水泥板楼，但已经常年没人居住，一问才知道主人都因为近些年来举家外出打工或做小生意，在县城、在南宁，或者在广东顺德、惠州买了房子，只有门上被风雨剥蚀不堪的春联痕迹，暗示前些年主人偶尔的回归。通常情况下，也只有春节或者清明节，村里才会恢复应有的生气，但即使是这种难得的生气也是逐年地式微、零落。
    空村的趋势正在不知不觉间侵蚀这个养育我的故园。那些远离公里、地处偏僻深山的村屯更加的凋零。一个住在隔一座小山的八十多岁远房叔公来参加我家的聚会，下午五点我跟二哥驾车沿着逼仄的土路把他送回家，结果发现整个小村只有他一人孤守。夕阳下，朝我挥手送别的叔公，和他背后孤寂无声的小村瞬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当我们的乡村失去了生长的动力，年轻人竞相抛家离土而去的时候，空村与鬼村数量不断刷新就不足为奇了。都市人用陶渊明寄情田园的情怀来哀叹远去的乡村，对于只能为生计奔波的村民来说是扯淡、矫情。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字，2002年至2012年，我国自然村由360万个锐减至270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括大量的传统村落。因承载着“物质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 （作家冯骥才语），传统村落保护迫在眉睫，并已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更多像笔者老家这样谈不上有什么厚重传统的自然村，在声势浩大的城市化大潮面前，就像河道边的野草，面对浩浩荡荡的洪水，只能淹没在无声的泛滥中，保护没有意义，也没有可能。假以时日，留下的恐怕只有散落他乡的子裔们无尽的记忆和集体无奈的叹息。
    空村的形成似乎是盲目、无形的市场之手，用城市化大轮盘翻转之力催动人往高处走。所以留守的老人们并不埋怨这种习以为常的凋零，近几十年来生活条件的极大变化和改善，让他们完全理解儿孙们东西走的动力，并甘心默默地留守，作为漂泊他乡儿孙怀念家乡的根系。
     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的畸形产物鬼城、空城近期不断见诸媒体版面：高楼大厦的丛林之中，罕见几个人影，有些地方，马路清洁工甚至比行人还多，一到晚上，漆黑一片。这些鬼城基础设施规划齐全，有的已经大量投入使用，但至今没有可持续的产业支撑，所以尽管看起来什么都不缺，就缺人。
人们不断往城里跑，城里拥挤不堪，但鬼城、空城不断出现。
     空村、鬼村与空城、鬼城在跷跷板两端同时共存，并愈演愈烈，实在荒诞，却也无限的真实。
     福兮祸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