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定居到美国，缘起于欧洲已经无法安居乐业。当欧洲在精神思想上已经如此遥远地背离了它发源地的古老理想和生活方式，以致大西洋的浩瀚水面也阻挡不住人们要跨越这种精神鸿沟的时候，美洲土地就遥遥在望了。欧洲文化的结构松懈、内容变换，以及最终的分崩离析……这些现象，其实都最清楚地表现在美国土地上；但是，这种裂解过程却是在欧洲就开始了的。不仅如此，后来支配了整个新大陆社会生活场面的各种兴趣和爱好，其实也都起源于欧洲旧大陆。
    新教教徒、发明家、政客、探险家，还有漂泊不定、背井离乡的人，这几类人都首先出现在欧洲，后来才在新大陆联合起来，组成了复合性的美国社会。假如我们了解了这些人物类型的由来，我们也就能透彻理解美国国家精神的起源。漂洋过海移民来到大西洋彼岸定居下来，这一举动，其实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登峰造极；它包括中世纪文化的解体和结束，同时，也包含着另一种新文化的孕育和开端。假如说，中世纪文化的解体过程是在美国达到了最彻底程度，那么，新文化的这一更新过程，在接连到来的几个时间段内，也都曾在这个新兴国度表现得最活跃、最明显；所以说，人类到美洲冒险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对物质财富永不停歇的求索，而在于开创一种真正新型的人类文化。旧大陆文化，究竟是从哪些连接点上一个接一个崩溃了的?新的文化，又是从哪些地方开始茁壮地生长出来的?这些问题，就是本研究两个极点的位置。有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却在美国殖民过程中消亡了；它为什么会消亡?又有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创造出来了，这种创造过程如何实现的?假如我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至少我能更清晰地展现这些问题本身：我可以追溯它们，直至它们最初的历史发端，并且将其展现在原来的社会背景之中。
    直至13世纪的时候，欧洲文化对于中世纪的继承，都仍然完好无损。但是到了17世纪末，就变成了一堆碎片了。从人们的行为当中来判断——假如不是从行业活动来观察——欧洲文化已经无法掌握社会精神思想的走向了。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把世界总结成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同时代人的那个样子，那么，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两个重要事实：当时的物质世界周围环绕着一条狭长海洋，这个世界当时还很有限；而且，这个世界的上面，很高远的地方展开来的，是辽阔的金色天穹，那里充满无尽的希望和令人向往的好事情。中世纪的文化，就生存在这种不朽梦幻之中。这种梦幻里面，尘寰世界，无论是城池、城堡，还是长途风尘的骆驼商队，都不过是讲述序幕的前台，而正剧本身则要等死神的帷幕垂落才会正式开场，这戏剧首先将摧毁生命的幻想，随即引出戏剧的最主要场面，这场面就是天堂本身。人类的有形世界，在整个中世纪历史阶段内，都是有限的、安全的。人们从事的各种职业都有明确规定；他们人品的优劣，也都有说明和讲述。人们享有的权益和负担的职责，虽然不无争斗，却基本上都规定好了。指导日常生活和活动的，是一整套来源于基督教有关永恒信仰的生命意义和信条，包括这样一些理念：生命不是一段生物活动过程，而是一段道德救赎期；人类本是一巨大等级制度的居中环节，下接罪恶者，上连威风凛凛的天堂之主，以及生命——或得救或受罚——只有延续到来世才有意义可言。所以，将近一千年来，基督教这些信仰和象征符号都指导着人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行为和活动。直到后来，这些信仰和象征物，一个接一个地垮掉了；一个接一个变得不再“真实”或者有趣。直至后来，那个凝聚人类和宗教的美好梦幻也逐渐消解了。这个过程结束之后，团结有序的基督教国家，就变成了一系列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基督教本身，则分裂成许多互不相容的教派。
    中世纪文明是什么时候，从哪些节点上，开始衰落、解体的?目前，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随同文艺复兴一起开始的”；但这仅仅是在逃避这个问题。还有，中世纪文化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答案是：中世纪文明很大一部分，至今仍在继续沿用，而且，已经混杂在那些继承中世纪文化的各种习俗和思想之中。但是或许，这一漫长过程的开始和结束，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有人说这次改变的第一个迹象始于13世纪，它是随报时钟声一起到来的。当时，中世纪文化再也不能统治和指导欧洲地方社会组织了，因为，当时教会无视当时的新经验，直至终于再也不能从这些经验中汲取可借鉴的意义、因而更无力改变这些经验的本质。加之，教会在高利贷问题上的约束无力，以及未能及时应对社会对于新教内部管理集团的批评；面对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标准却毫无准备，不能适时调整治学方法去适应新趋势；无力阻挡各国中央政府对自治城市、封建采邑和修隐寺的兼并吸收，等等；这些仅是整个衰退耻辱过程中的几例。若把上文所述每件事情都一一标明日期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点则很清楚，到17世纪末，上述事例中，这一项或那一项，就从欧洲全部领土上永劫不复地消失了。在诸如英国这样一些国家，上述内容则全盘消亡了；而这些国家则因而赢得了“先进”的美称。
    接下来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脉络，就很容易梳理清楚了。首先报时的钟声敲响了。于是，时间概念，或者说时间维度(temporality)，又重新占领了人的精神世界。13世纪伊始，城市居民在欧洲各处建立起钟楼和钟阁，记录时间的流逝。沉浸在自己的运输和手工业活动中，城市居民开始淡忘自己在永恒时空里的可悲命运，转而为自己的城市和行会感到欣喜和自豪；同时，他还意识到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与轮替，因而开始谋算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时间。让钟表这样有规律地鸣钟报时，当时这只是人们一种天真无邪的娱乐享受；但它却带来了很重要的影响。意大利和德国南部能工巧匠发明了钟表：他们改良了木工车床原理，并将其应用于金属，制造出了精确的机械钟。这就是精密工艺技术的肇始和开端。手工艺人从测量时间入门，不久也掌握了如何测量毫米。有了钟表匠们开创的知识和技术，手工艺工人就有办法制造望远镜、显微镜、经纬仪——这些都是工具手段，它们又为未来的空间探索和度量开创了无限的可能。
    人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兴趣是同步发展的。15世纪时，地图绘制者设计出了测量和图解地球表面的新方法，而大约在哥伦布航海时代一个世代之前，他们开始用一种想象出来的经纬线标记地图。水手一旦有能力计算出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位置，整个海域就向他开放了。甚至，连那些没有特殊航海技能的马可·波罗、埃里克松那种勇敢的普通人，也可以去遥远陌生的国度了。如此看来，时间和空间占据了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当世界是如此广阔，每片新发现的土地都充满了即使不是财富也是希望和新奇；即使没有新奇，也是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净土。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梦想天堂和永恒呢?所以，钟声敲响了，船只起航了。有了新知识带来的安全感，欧洲人便在空间里不断拓展新的境界，而且在时间里穿梭往来自如；摒弃掉的是短暂的现世观念，如今这观念已随关于永恒的旧信仰飘散得无影无踪。考古兴趣和对于理想国的各种幻想，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突出特点。在这一方面，欧洲人创造过许多形象，都体现了纯粹世俗世界实现的各种梦想，包括过去的，也包括未来的：例如，古代锡拉丘兹古城，以及太阳城，同样都值得重视。
    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希腊文学的扩散，对于上述种种演变具有决定性影响；其实不尽然，但这两件事情却与这场大变迁同期而行。显然，古希腊、古罗马的形象仍然为人们的精神思想提供了暂时的寄托。但是，原有的牢固知识以及信念面对新局面，已经感觉远远不够了——即使不是将原有知识和信仰全然抛弃，人文主义者们也需要借助古典文学的力量填满它们留下的大片空白。欧洲人的兴趣开始从传统模式的天主教大教堂，转向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倡导的建筑风格。这位建筑师对人体非常感兴趣，就像个完全不信教的人。同样，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所绘制的圣约翰画像，也距基督教原则所望甚远，以至于分毫不改就能用作酒神巴克斯的画像。圣母本身则失去了圣洁光芒。天啊!圣婴消失了，母性和责任消失了，圣母变成了爱神维纳斯。圣贤托马斯·阿奎那对于神学，是怎么评价的呢?人们可以去阅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篇》(Phaedo)。亚里士多德对于自然历史有怎样的见解?莱昂纳多独自一人就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山里发现了化石，并由此推断说，这里曾经是海洋。这么巨大的变迁面前，只有朴实的农夫才会那么恋恋不舍离开圣母，才会跪倒在十字架前，央求圣徒代为祈祷。但是，这些形象和观念，面对欧洲如今已经聪慧了的思想界，早已失去了控制力。这些思想家们，以及这些知识分子冒险家们，早已突破现实世界与永恒观念的狭小天地，开始叩问遥远的异邦，叩问昨天真正的历史。而且，既然所谓“永恒”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未来，而且，我们人类，过一百年之后就将变得苦不堪言。那么，何不就用明天来替换那个遥远的“永恒”呢?
    但是，确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很难摆脱中世纪关于永恒的梦想和学说。所以，他们保留了这个旧梦，但却摒弃了这梦想周围原来各种光环以及信徒们的虔诚习俗和仪式，这些人就是新教教徒。作为新教徒，他们拒绝接受古代基督教精神的产物，却继承了它原始精神的开端。所以，他们相信圣餐，却不欣赏油画《最后的晚餐》。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却并未为她母爱中的人性情感所软化。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古犹太人的文学著作，阅读加利利海边发展起来的犹太教教派留下的各种传奇……同时加上他们自己的判断，而且将其中简单直白的文字当作自己宗教信仰的总论和实质。与此同时，他们遗忘掉各种解释，包括从先辈们直至托马斯·阿奎那的诠释者，而把这些细化的文献融合成一部综合的整体。从此，新教徒摒弃了由著作论证道理的途径，却从著作内涵中汲取到了方法和手段，这正是从中世纪教堂中荣发起来的东西，而且从中构建出一个有关美善与崇高的独立领域。所以，从这种信仰中得以留存下来的东西，后来大约又在新教最初几代人坚贞不渝的实践当中得以浓缩和强化——的确，恐怕任谁也无法质疑新教精神最初特有的强烈和生命力——但可惜啊!能留存下来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至今，人们还能从日内瓦的新教大教堂建筑中那种朴实无华的风格里，看出它起源于当年坚固的兵营建筑。这种建筑模式，后来也构成了17世纪爱丁堡的石材住房形式，同时也成为新英格兰地区素净礼拜堂所模仿的原型。但最终，却沦为各大城市主体街道(Main Street)两侧可悲的简陋屋棚。新教宗教仪式贫乏而俭朴，因而普遍的精神饥渴，在被压抑很久之后，终于在秘密共济会(Odd Fellows)、慈善互助会(Elks)、美国林业协会(Woodmen)、兄弟会等等教派或者组织的各种荒唐大型集会中爆发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些要求，以往曾经在夏特洛、斯特拉斯堡、达勒姆等地牧师演说中都有过明确表达；也曾经在普罗大众身上，从化装游行的历史场景中、从画廊里、剧院里，都有明显体现。但是，所有这些要求，都被新教教徒淡化为空洞的印刷文字了。新教教徒移民到新大陆来，他们可曾受过苦难么?一点也没有。他们想从旧大陆带走的全部内容，都放在那两个封面之间一部书里携带到新大陆来了。所幸的是，对于最早的新教教徒来说，这本书包含了一整套文献。这套文献，至少还有别于其后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和玛丽·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合著的新教经文。然而，不幸的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无论如何都无法全部压缩在这本书的两片黑色封面之间。所以，从许多方面来说，新教和它组织的社会运动，也就终止了它的文明化进程。
    我们的批判眼光，常常会被文艺复兴运动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弄得很模糊迷乱：忘记了这段时期其实很快就过去了。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一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例如英国作家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伊拉斯谟(Erasmus)、斯卡利杰(Scaliger)和法国作家拉伯雷等等，这些学者从历史的陈旧碎片中为新思想营造了一个新的家园。这种新思潮流派却是由中世纪文明里各种古老习惯风俗胶结在一起的。当时这些风俗习惯，在遭到教会和宫廷破坏和丢弃之后，却在普通农民和手工工人当中一直流传了很久很久。
    然而，对于古代优良文化的皈依，却并不能为其信奉者增添丝毫能力去操控工作日的活动规律，因为，进入历史空间去与思想大家神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闲暇时间和必要学识以及金钱。因而，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在这场复兴中都并未担当直接角色。再者，即使裁缝和补锅匠们放弃天主教国教信仰，也只是为了迎合这个叫做新教的教派。其实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裁缝和补锅匠不可能成为人文主义者。此外，从更高层面来说，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学说与形形色色的哥伦布和牛顿的新兴科学经验，也并没有直接联系；正如中世纪文化与他们没有联系是一样的。假如说，异教学者对天主教神学的批评曾经从天主教神学当中产生出了一大批思想家，却未能帮助这些思想家们找到方向，引领他们真正去追求那些真正是“新的”和“实用的”以及“即将到来的”事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文艺复兴并未成为新纪元的发动阶段：它只是见证了当时科学、神话以及寓言的幻灭和瓦解。当17世纪中期，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正式成立的时候，还特意排除了人文科学。而“理性科学”，对于他们则无关痛痒。
    欧洲人一旦放弃了中世纪的神学梦想，就的确无法靠优良文化的记忆维持太长久；何况，这些优良文化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何况这些文化已经无法与它们的新的时间、空间观念建立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于是，欧洲人就把这些东西都抛在脑后，转而面对眼前严峻而真切的现实——如何应对刚刚展开的宏大外部世界。古来的形象、古老的梦想习俗和生活方式，在这浩大世界面前，都成了一片空白。旧有的东西，一件也依靠不上了；于是，欧洲人便从抽象形式当中寻求避难，他们把日常生活当中丰富而真实的事物，都简化为质量与运动的简单枯燥的描述。最早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摸索前进的。他们依靠数学分析和试验方法，从日常生活经验的复杂整体当中抽引出各种现象，通过观察、分析，度量、归纳、整理，必要时还能将其予以重复和再现。依靠这些抽象方法，他们学会了更加准确预报天体的运行状况，也学会了非常精确地描述一块石头下落的过程，子弹的飞行状态，学会了测定桥梁荷载能力，还能确定某种“物质”当中更加细微部分的构成成分。在这种思维和氛围当中，以往的统治、权威、先例、大众认可等等观念，这些东西，全都在科学程序当中交付给了观察和数学分析方法，包括称量、度量、计时、分解、离析、等等方法，全都变成种种操作过程，都要谋求它们的最终结果。
    最终，知识成为可以被检验的事物，实践过程也可以被改良。而且，假如科学家们自己过于专注研究本身而看不到观察的结果，这时候有个冷眼旁观的人，这就是16—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现代文明的报晓人——弗朗西斯·培根，他非常智巧地替他们报道了科学观察的结论——科学，将会改变人类的境遇！
借助于科学这一新步骤和程序，外部世界很快被简化成为一种有规律、有秩序的形态。但是，科学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却没有把道路引向人类生命的核心，这个时期科学的意义仅只适用于“物质”；即使是在涉及生命的时候，也仅只限于进行死后阶段的分析，或者遵循着笛卡儿的理论，非常主观、武断地看待人的生命现象，仿佛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由外部环境自行决定的。在这些科学家们看来，这些抽象形式充满意义，并且非常有帮助，似乎借助这种抽象思维方法，就可以自由徜徉于知识的汪洋大海之中了。然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科学本身并无意义；它不关注生命体本身，转而关注它的外部环境条件，因而科学被看做一个独立的外部领域。简而言之，除了科学家之外，所有的人都感觉科学只有实用意义，科学的后果都在实际应用的领域。自然，诠释宇宙的新观点也就应运而生。但是，人们接受这种新的宇宙观，不是因为它的内在天然的合理性，而在于随它而来有许多难以反驳的证据都证明了科学的强大有力。哲学、宗教、艺术当中，哪一种活动曾经给人类烤好过一块面包么?没有，一个也没有。而科学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仅能为人类烤出面包，还能增加小麦产量、磨出面粉，取代面包师。眼见为实，这些是普通人都能看到并且感谢的发展进程。所以，到了17世纪中叶，人类已经极富想象力地领悟到了科学的发展脉络和丰富含义。约瑟夫·格兰维尔在1661年写道：
    我决不怀疑我们的后代将来会证实许多现在只是虚幻的事物，并会将它们应用到实际中。几百年以后，去南半球，甚至是去月球，有可能只是像如今去亚美利加一样不足为奇。对于我们的后辈来说，买一副翅膀飞到最遥远的地方去，就像我们买双靴子去骑马旅行一样稀松平常；乘坐简陋的交通工具去遥远的东印度公司进行协商，以后可以平常得像邮寄信件一样容易。令白发人返老还童，让衰竭的骨髓新生，也许不再需要奇迹就能实现；使用最新的农业技术将现有的荒芜世界变成天堂，等等，也未必不可能。
    科学的抽象形式和思维过程，起源于新教神学；当时它试图把历史发展阶段的连贯性一一分离开来，加以改造，甚至加以剔除。接着，抽象思维首先在物理科学家精神活动当中成为习惯，随即，这种习惯也被推广到了其他领域。
    不仅如此，货币职能不断延伸，取代了物物交换的贸易和服务业；这种进程同样也发生在古文化解体的这同一时期。所以说，新教精神、自然科学，以及金融财政，在其起始阶段，都曾发挥过摧枯拉朽的作用，这一点还需要我强调么?它们将古老习惯和体制取而代之，因为这些旧东西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再也无力实现自内而外的社会更新。此外，还需要我再次强调这三者之间密切的历史性内部联系么?所以，假如我们发现，像牛顿这样的17世纪的英国大科学家，或者是像里顿豪斯这样的18世纪的美国大科学家，都是铸币厂老板时，我们真的不要大惊小怪。同时，我们也不该忽略一个奇特的巧合：日内瓦既是法国神学家、宗教改革先驱让·加尔文(Jean Calvin)的故乡，同时又是钟表的发明和生产中心。这样的关联并不神秘，也不是人为的。新的财政秩序只是新派神学和科学观点的直接产物。首先产生的是机械化的计时方法，然后是测量空间的新方法，再然后，人们也开始以货币形式，广泛采用抽象方法以金钱来衡量权力；最后，终于实现了以金钱手段来计算人类一切活动。
    这种新的财政度量结算制度，把欧洲人从古老、局限的社会和经济意识当中解放了出来。再贪吃的人也无法一次吃掉一百只雉鸡；再贪杯的人也无法一次喝掉一百瓶酒。如果有人计划每天进餐都如此吃喝，他肯定不是真人。一旦他可以把潜在的雉鸡和勃艮第交换成为纸钞或者银币，他就可以指使邻居当劳工，即使以非领主身份也能够获得贵族的封地。经济活动不再仅仅同土地、庄稼、房产、大学以及城市等中世纪世界的有形实物打交道。它转为对于虚幻物——金钱的追求。有形资产和商品只是通向这一终极目的的一种手段。当扶轮国际最早的某个成员终于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时，他是从哲学角度将此二者画上了等号。但是，只要金钱意味着房子、食物、肖像画，时间只是柏格森所谓的durée中所指的有机生命体验的轮番更替，那么，这二者——哪怕是在理论和思维方式上——也无法实现合并。
    说这些是不是距离普通日常生活都太过遥远了?正相反，它长驱直人到每项日常活动的总根源之中。历史上不同时期之间的区别，正如已故的英国作家哈尔莫所说，其区别在于这些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意识的差异。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些思想流派发展的来龙去脉，这条线索就可以引领我们走向种种更加遥远的生活领域。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从17世纪伊始，抽象思想的方法和进程，就开始侵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没有受到影响的幸存者，或是神学方面那些信奉正统犹太教或罗马天主教的前朝遗老，或是文学方面的那些人文主义者；又或者，是那些新秩序的倡导者，比如拉马克、华兹华斯、歌德、孔德等人。
    最后也是最清楚的一点，中世纪文化的解体最明显不过地体现在政治方面。正如物理学家审视“质量”的客观存在时，是把它从人类美学体验框架中抽离出来；同样，“个人、个体”这个概念也被政治哲学家从人类社会的怀抱中抽离了出来。由此，个体便失去了其先前同城市、家族、家庭、所属社会、学校、行会，甚至工作场所间的普遍联系，而变成了政治社会中一个新的单元。由于思想上将“个人”这个概念抽象化，个体的存在当然就变得像精灵或是天使一样虚无。于是，18世纪政治考量中的最大问题就成为：我们该如何让人类个体重新回归社会？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发现，不知何故，人总是生活在链条之中——正如卢梭这一措辞严厉的说法；也就是说，人永远无法脱离与他人的联系。对此，卢梭和当时主要政治哲学学派提出了巧妙地解决方案：每个个体都被赋予天生的权利，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这样来的；他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而进入社会生活；这正如他作为一个持股人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经济权利，进入交易机构一样。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健全运行来说，这一认可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在政治生活较为开明的国家里，通过选票运作，通过由议会表达公众意愿等等途径，则可以达成这样一种社会认同。